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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那堪,冷落清秋节

来源:中国摄影       责编:文 南无哀       2014-05-29

在北平度过的岁月是我人生的成长阶段。令我十分高兴的是,我有机会目睹了中国往日的风采,那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现在这一切都已永远消失。
——海达·莫理循,中文名“韩小姐”
 
“消失的部落”与斯文·赫定的赞美:
 
“海达小姐是一位出色的艺术家”
 
1936年8月,北平进入了一年中最闷热的季节,海达·韩墨(Hedda Hammer,1908-1991)小姐,中文名“韩小姐”,也就是后来的海达·莫理循(Hedda Morrison)正准备休暑假。这是她在中国工作的第三个年头,作为德国阿东(Hartung) 照相馆雇来的经理,老板给她休假的时间并不多。这个暑假,海达要到北平与河北交界处的一个地区,去寻找“消失的部落”。
 
“消失的部落”是流传于北平外国人圈子内的一个长久话题,但真正见过那个部落的人并不多,更不用说将那个部落的肖像带出来了。因此,海达要做一次探险。
 
一天早晨,三个驴夫三头驴子,驮着海达的相机、胶片、简单的服装和吃食出发了。经过海达多次造访的西山,过了琉璃河、拒马河,在离北平大约160公里的地方,他们终于走进了“消失的部落”的第一个村子:条柳坡(Tio Liu Po village,音译)。
 
所谓“消失的部落”,其祖先乃是明朝李自成的起义军。李自成败退北京时,这些起义军被清军击溃,此后散居深山之中。他们很多人是来自湖南、贵州一带的苗族,长期与世隔绝又使他们保留着与北方汉人和满族人不一样的生活与宗教习惯。他们面部轮廓较圆,线条不像北方人那样分明;女性所带的耳环、所梳的发髻也与北方妇女不同,有的妇女还梳着祖传的茶壶式发髻。外面的妇女缠脚,而这里的妇女不缠脚,上年纪的妇女还穿着对襟绣边圆领肥袖长下摆的明代女装……所有这些,都让外面的人觉得他们有点“南蛮子”,外国人对他们尤为好奇。
 
此后10天,海达走访拍摄了“消失的部落”居住的塔俊村(Ta Tsun village,音译)、北偏桥村(Pei Pien Ch’iao village,音译)等几个村子,共拍了193幅照片,包括村庄的地理环境、村民劳动、日常生活、宗教、寺庙等,差不多三分之一是肖像,而且基本是女性的肖像,包括她们奶孩子、纳鞋底、碾谷子、休息、梳妆打扮等。其中一组年轻女孩梳头的照片,多达10张,完整记录了“消失的部落”梳“蛮子卷”发髻的过程。“蛮子卷”原是南方妇女的一种流行发型,梳头方式是先把头发梳直,左右两边各留出一小绺,然后把大绺头发向后梳成一个马尾巴,再将马尾巴对折成合适的长度,然后两边的两绺头发在前额部分用中分的方式梳进来,用头绳在中间紧紧地系住。梳成后的发型两头蓬松如小松鼠的尾巴,中间浑圆,使得女性的头发干净利索,脸部突出,面容清秀,在晚清妇女中一度很流行——只是到了民国时期,西风东渐,女性们对这种“封建发型”不感兴趣了,梳头的技巧也已失传。海达选择在早晨拍下这组照片,光线精致,视角略高,女孩的表情平静中蕴含着张力,在善良淳朴中传递出一种坚毅刚烈的个性,是海达人像摄影的绝色之作。
 
1947年11月,这组照片以《寻访消失的部落》(Visit to the Lost Tribe)为名,发表在《地理》杂志上(当时她在该杂志上还发表了《中国艺术家》《北京的色彩》等报道)。当然这是对海达摄影水平的一种肯定,而在这之前,已经有一位近代文化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肯定过海达的摄影,他就是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1935年,斯文·赫定和中国科学工作者一起进行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在北平停留期间,海达拍摄了他测量明十三陵的活动。1932年,赫定曾去过热河并出版了一本关于热河的书,里面有不少他自己拍的照片,而海达在1934年去热河时正好看过这本书,于是她就给赫定看了自己的摄影集,特别是在热河拍的照片。一幅照片是这样的:空旷的画面中央,挺立着一棵歪脖子松树,孤独,又有几分傲气。在这棵松树的旁边,赫定写下了这样的题词:“这张照片简洁凝炼,手法成熟,我十分喜欢。其实其余的照片也同样出色,以至于很难说哪一张是最优秀的。海达小姐是一位出色的艺术家。斯文·赫定,1935年11月18日,北平。”①
 
赫定对摄影是个内行,他对海达照片的高度评价,也许有几分是同情她背井离乡、孤独一人、红颜易老、青春寂寞,但更重要的是,他到过热河,了解中国,因此他能读懂这些照片所映射的中国的处境。以热河为例,宏大的庙群,威严的气势,严谨的布局,精雕细刻的局部,美轮美奂的内饰,这是大清帝国鼎盛时期的杰作。而今,热河也如同古都北平一样,建筑破败,油漆脱落,巨椽腐烂,琉璃瓦残缺不全,一些宫殿、寺庙内凡是可以偷走、拿走、运走的东西均被盗窃一空;守庙的几个和尚,也如同文物一般无人关心,鹑衣百结,潦倒尘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街上日本店铺稠密,日军整车整车地调动、训练,正在将热河打造成侵略中国内地的桥头堡:曾有过辉煌历史的东方大国,何以溃败至如此地步?
 
对出色的艺术家而言,面对历史就是面对现实,赫定在海达的作品中看到了这一点。#p#副标题#e#
 
阿东的女经理与“荷包控”碧波小姐
 
海达是循着天意来到中国的。
 
1908年,海达出生于德国斯图加特,中学毕业后进了慕尼黑州立摄影学院。两年中,她学习了有关摄影的法律、素描、摄影化学、摄影光学、照片的放大、冲印与修复——当然,还有各种摄影技巧。老师在她毕业证书上的评语是:“户外摄影十分出色,曾获得学生比赛三等奖。”
 
海达在读书时,浪漫主义情结在德国文化界余绪尚存。德国浪漫主义起源于19世纪的德国文学,其重要特征是对民间文化艺术的热爱和深入挖掘,而在摄影界,则流行新写实主义和新视觉运动,强调要用与以往不同的角度拍摄常见的题材,特写、非常规构图、角度异常的视点等都是常用策略。1931年,海达在斯图加特认真拍摄了民间服饰节,而在中国13年及其后来在马来西亚沙捞越的21年,坚持全面拍摄民间生活,与她在青年时期所受的德国浪漫主义文化意识的影响有直接关系。
1933年夏,海达应聘担任德国人在北京开的阿东照相馆的经理。此时她对中国所知极少,之所以决定接受这份工作,除了国内纳粹政治和找工作困难的原因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星相学的影响。海达终生保持了对星相学的着迷,她占星的结果预示说,她近期会有一次跨海远航,如果她想要一个充盈的、回报丰厚的生活,她应该离开德国。
 
1933年8月底,海达到达北平。她与阿东照相馆的合同工作期限为5年,即1933年9月1日—1938年6月30日;她是照相馆的经理,手下还有17名中国员工。
 
1938年夏,海达与阿东的合同到期,她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必须有一份工作养活自己,因为她积蓄很少,很快就会花光。这时是朋友帮了她。凯罗琳·弗兰西丝·碧波(C.F. Bieber)是一位富裕的英国女人,当时已在北平居住多年,对中国人做的荷包、吊坠等手工艺品有特殊爱好,用当下的时髦话叫“荷包控”。她先是因自己喜欢而收集,后来看到很多外国人喜欢,就做起了生意,一边收集,一边转手倒卖。1938-1940年,海达受雇于碧波小姐,帮她收购这些手工艺品,并加以改造,以适合西方人佩带。海达能讲流利的汉语,善于和人沟通,在讨价还价方面对碧波很有帮助。海达记忆中的碧波非常有意思,“(碧波)颇有创意并极具才能,但却不能设法与中国人在业务上进行沟通。当参观各种各样的集市,购买与戏装饰物相配的中国珠宝,以及收集中国的荷包(相当于日本的坠子)的时候,她也需要我的帮助。在这些场合,她讨价还价的韧劲常常打动我。她是一个有钱的女人,但常常放弃能买到好东西的绝佳机会,要是从经济上考虑,那花费实在微乎其微。” ② 碧波在1940年离开北京定居芝加哥,海达帮她收集的中国荷包后来被人写成了专著。
 
与碧波小姐的合作,除了挣一份助手的薪水之外,还使海达产生了自己拍摄专题出售的想法。她的朋友凯茨(George N. Kates)对北平的生活有浓厚兴趣,他们聊出了一个好玩的话题并决定付诸实行。当时不少在北平的外国人十分喜欢中式家具,几乎每家都收藏或购买了一些做功精细的中国古典家具,于是他们决定出一本书:《我们身边最好的家具》,介绍在北平的外国人收藏的各式中国家具,文字由凯茨撰写,照片由海达拍摄。当1940年碧波去美国时,他们的工作差不多已经做完了。1948年,由凯茨撰文、海达摄影的《中国家具》(Chinese Household Furniture)在纽约出版,成为后来研究中国古典家具的重要作品。
 
在与碧波小姐的合作中,海达还有更重要的收获,那就是找到了一条自己谋生的路子:碧波是把收集到的珠宝、荷包、饰物等分门别类之后,稍加改造,卖给西方人;海达则把北平的方方面面,从城市建筑、风景名胜、街道生活到婚丧嫁娶、吃吃喝喝,只要是一个外来旅游者可能感兴趣的东西,都认真拍摄,然后制成专题相册,将这些照片卖给来北平旅游的外国人做纪念品。那些旅游者可能会选择专题中的一部分照片,有时会选择整本的集子,一旦照片确定后,海达会给他们重新印一套,然后到前门的一家文具店做成丝绒封面的照相簿。
 
1940年碧波小姐回美国后,海达就是靠卖照片维持着一种极简单的生活,直到1946年她和莫理循结婚之后才稍有改善。所以,阅读她关于北平的摄影集《一位摄影师在老北京》(A Photographer in Old Peking), 你会有一种辛酸的感觉。海达对北平的方方面面十分了解,从历史到建筑,从宗教到民俗,从紫禁城到西山,她都有翔实的记述、中肯的评价和广博的知识,但说到北平的饮食,她说自己“对在北京吃得到的、众多种类的精美饭菜并不在行。我仅仅在别人请客时才吃制作精细的食物。”③ 而如果让她推荐一种她最喜欢的食物,海达说“那就是一种简单的、任何人都可以吃得起也买得起的食物:烧饼。”然后她详细描述了制作烧饼的方法,并说“它是面包中最好吃的一种,即使是在它单独吃的时候”。④ 由此可以猜测到海达在北平可能经常以这种“任何人都可以吃得起也买得起”的简便食物充饥。
 
海达做自由摄影师、靠卖照片为生的生活方式,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向延展了她的拍摄,并使她始终保持着一种能最接近中国底层百姓的视角,因为在北平,她就是外国人中的底层。今天看来,以她居住北平13年的时间之长,对北平拍摄的广博与细腻,特别是影像的中性、柔和,没有一位外国摄影师可以媲美;在同时期,也没有一位中国摄影师可以媲美。#p#副标题#e#
 
北平的声音与记忆:
 
月色潭柘寺,寒夜八达岭
 
海达说自己到达时,北平已处于衰落期。这座1421年成为明朝首都的城市,在1860年和1900年两次被西方军队破城而入。后来国民政府建都南京,日本庇护下的“满洲国”虎视眈眈,使得北平慢慢退出了政治中心的角色,浸润在文化和历史之中。政客南迁,这里的人们在紧张了500年之后终于松一口长气,可以过过普通小民的日子。因此,海达镜头中的北平,几乎看不到政治的意味。
 
阿拉斯泰·莫理循说海达的照片内容大致可分为5大类:风景、建筑、人像、市井活动和工艺品。这里的风景和建筑,首先是北平的风景和建筑。有500多年历史的古老城墙,金碧辉煌的故宫建筑群,北海精致的琉璃瓦,南海的汉白玉护栏,碧云寺的牌坊,沙尘暴中的角楼,月色下的天坛寰丘犹如一艘轻灵的船,飘浮在空中……北平的城墙给海达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中国以及世界的其他地方,也有许多别的有城墙的城市,但是从未有能和北京的城墙相媲美的……当我在北平的时候,城墙和城门仍经常维修,很多地方允许人们在上面行走。这里,高居城市之上,一个人能散步数英里,受打扰的仅仅是在矮木丛和杂草中吃嫩叶的山羊,而那些草木就是在城墙上面长大的。在护城河边有许多鸭舍。冬天,人们从护城河凿出许多冰块运出,以便来年夏天使用。在城边,坐落着一些房屋、院落和小型的加工作坊,还有许多开阔的草地、一些耕地。站在城墙向城内望去,地平线上有紫禁城的金色殿宇以及其他许多反映老北平特色的建筑,例如:佛塔、城楼和位于紫禁城北面的高大的钟楼、鼓楼。” ⑤
读着这段文字,感觉摄影家好像才从城墙上下来,而不是已经离开了50年。
 
城墙的美妙并没有限制住海达的脚步和视野。城外的许多地方,从八达岭长城到西山碧云寺、八大处,从京城西北的大觉寺到城西南的潭柘寺、戒台寺,海达都多次造访:“我到过潭柘寺和戒台寺好几次,最值得回忆的,是在月光下走近潭柘寺。我和一位朋友从火车站出来,当时月亮在中国北方清新的空气中是那么的明亮,在皎洁的月光下,我们走路也变得简单了。我们到达寺庙时,和尚们正要准备开始他们一天中的第一次宗教仪式。在这个时候看到我们,他们很吃惊,但给了我们最热情的欢迎,还请我们喝茶、吃面饼。参观这样的寺庙总是这样,我从不带食物。受到款待后,我总是拿一块银元作为回报。作为馈赠,银元在乡下最受欢迎。回忆和平宁静的寺庙,敲打木鱼与念经的和谐的声音,和尚们热情的款待,这是我最值得珍视的对中国的记忆。” ⑥
 
而今,还有多少寺院会在午夜时分开门迎客呢?又有多少摄影师会享受月光之下的漫步而行?这不仅是海达在中国最美好的回忆,也是摄影中最诗意的记忆。
 
但郊外旅行并不总是诗意的。一年秋天,海达坐火车去拍摄八达岭长城,当下午回到火车站准备返城时,却发现拍摄后的胶卷忘在了长城上。于是她只好走回长城,后来不得不在烽火台的门洞里度过了寒冷的一夜。这个德国丫头当时是怀着怎样的心情独自度过寒夜的?她没有细说。这样的经历自然不如月下散步浪漫,但也有其难忘之处。
 
拍摄中遇险也不止一次。在北平时期,海达没有电子闪光灯,一个朋友用老式汽车喇叭的橡皮球为她做了一个造型奇特的闪光灯,通过联动装置,当按下快门时,橡皮球会向点燃的三聚乙醛燃料上吹镁粉,由此发出巨大的光亮。有一次,海达在西山法海寺拍摄那里的明代壁画时,闪光灯突然爆炸,结果海达将自己的脸部烧伤。
 
北平的街道生活是海达照片中最生动的部分。她说北平人的大部分生活都是在街道上进行的,家用的东西,街道上基本都有叫卖;街道上的生活不仅娱目而且悦耳:各种各样的货物和食品都沿街道和胡同叫卖,每一种小贩都有自己特别的“器物儿”,或是手锣或是小喇叭,一般都配有旋律美妙的叫卖声;婚礼和丧葬队伍都有自己的乐队班子;许多街巷娱乐活动都伴有音乐……这些音乐从养鸟人笼里画眉、百灵的歌唱到蟋蟀尖细的鸣叫,从送水的小推车在胡同里的吱吱扭扭到算命先生敲着小铜锣、货郎们摇着小鼓在胡同里走过,令人过耳难忘。冒雪走过前门大街的驼队、冬日街道边绣花的老人、讨价还价的三轮车夫、箭楼下的漫天纸钱、挑着纸花和鸡毛掸子的小贩与大烟馆里的烟客,直到大栅栏街道两边飘扬的店铺幌子……曾经生动的街市生活犹如一片片标本,被海达轻轻收藏。
 
在中国,海达主要用双镜头禄莱相机(偶尔也用林豪夫),一些场景是抓拍,但拍人像时,她常会和被摄对象沟通,请他们静止不动,甚至帮他们摆姿势。一些外国摄影师说中国人不喜欢照相,海达却发现中国人很乐意照相,“(他们)以良好的情绪及耐心满足我的要求,这令我很感激。我曾给数百各行各业的中国人拍过照,却不记得有被拒绝的时候。”⑦ 这当然与海达良好的沟通能力有关。她丈夫莫理循回忆说无论任何时候,也不仅仅是在中国——包括后来在沙捞越和马来西亚的其他地方,“在海达想要拍摄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拒绝她,尽管很多时候人们根本不知道她是何人。她总是很有礼貌、非常耐心而且相当幽默,这使得人们不拒绝她。她要拍谁,怎么拍,人们都乐意听她摆布。她喜欢从高处往下拍,我经常感到非常尴尬,因为在一些很陌生的亚洲集市里,她要从高处拍一条街道,从人家店铺的房顶上往下拍。但她从来都不会被拒绝,能很快找到爬上房顶的楼梯,穿过正在赌博或者抽鸦片的人,跨过便坑直达阳台或窗口。这时候,我总是躲得远远的。” ⑧
 
海达说从没把自己当成一名摄影记者,她的照片如她的心态一样,平和中包含一种感觉得到的尊敬与亲切,因此容易与任何人说到一起。#p#副标题#e#
 
没有“摄影哲学”的摄影家
 
除了北平和周边地区,海达还做过有限的几次出游,包括:1933年圣诞假期的云岗石窟之游(2004年,她拍的云冈石窟的照片被特制成大照片,供文物保护专家研究半个世纪以来云冈石窟的变化);1934年去了河北正定府和承德(热河);1935年夏天游陕西华山;1936年夏天去大龙门寻找“消失的部落”;1937年去了威海卫和青岛;1940年游河北保定;1942年游曲阜、泰山;1944年去了南京。后三次出游都在抗日战争时期,看海达的照片,几乎感觉不出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这是研究海达时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海达的照片为什么没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她在有意回避吗?
 
这样的摄影态度背后,一定有着海达自己的摄影原则。
 
海达的丈夫莫理循曾说海达从没有和他说起过自己的“摄影哲学”,但海达的照片“遵循着一些简单的规则。照片的构图要优美,题材要有意思;应该吸引她;而且照片一定要焦点清晰。” ⑨ 海达在北平生活13年,除了拍摄赫定在十三陵的照片之外,几乎没有拍摄过身边的任何欧洲人,我们大致可以推出,海达对街道上中国人的生活更有兴趣。第二,她的弱势,使她本能地尽量避免在街道上将镜头对准日本军队,以免招来麻烦。第三,胶片珍贵,她尽量地省下每一张胶片,用于拍摄自己觉得有价值的(或有助于谋生的)、美丽且有趣的对象。海达在北平的经济状况一直不好,特别是离开阿东照相馆之后,她曾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生活日窘。幸运的是,在1941年我将我所有的、数目很小的积蓄订购了胶卷和相纸,这些东西从德国由铁路运达北平,从时间上看,恰恰是在因德国进攻苏联致使这条铁路线关闭的前夕。” ⑩ 因此,海达对胶片的珍惜可想而知。
 
但日本人的影子还是没有完全从海达的镜头中消失,也不可能消失。1934年夏天,海达去热河,乘坐的是一辆日本军车。当时在安定门外的沟头条,有日本人管理的一个汽车站,每天早上有日本军车开往热河。这辆军车拉的是面粉,海达和其他约10位乘客就坐在面粉袋子上。车在密云陷入泥中,车上的乘客和日本军人下车的时候,海达从低角度拍摄了日本军人和乘客等车的情形,共两张,一张是从正前方拍摄汽车陷入泥中;另一张,也是特别有意思的一张,从略高于膝盖的低角度,拍摄了日本军人的正面照——那名日本军人双腿跨开站立,双拳握着,好像要扑过来似的;由于逆光,他的脸完全是黑的。这张照片是海达所有照片中最丑的一张。
 
更多的时候,“日本人”和“日本印迹”是以一种“不便明言”的方式出现在她的照片背后,比如在拍摄手记中被提到。还是这次热河之行,海达在手记中写道:经过古北口时,路边的墙上涂着关于日本国与“满洲国”友谊的标语;到了热河,举目可见日本人建的房子、开的商店、旅馆和娱乐场所,挂着日语店牌,亮着日式霓虹灯;街上,经常见到“整车整车的日本军人”呼啸而过。 日军还占用了很多寺庙, 这尤其让海达觉得奇怪:军人占领寺庙作啥用?当招待所吗? 海达的观察虽是凭直觉,但相当深刻:此时的热河,作为伪满洲国的一部分,正被日军经营成侵略中国内地的跳板。
 
1940年,海达在聚会上认识了个子高高、有点腼腆的英国小伙子阿拉斯泰·莫理循,他是乔治·厄尼斯特·莫里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 1862-1920)博士的第二个儿子。莫里循博士生于澳大利亚,1897年任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报道过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进北京等轰动一时的事件,1912年被袁世凯聘为政治顾问,1917年回国,在西方很有名,被称为“北京的莫理循”。阿拉斯泰·莫理循出生于北京,能讲流利的汉语,他对北京的知识使海达十分惊奇。随着见面次数的增加,他们的友谊也在增加。海达不多的几张在北平的留影照片,多是与莫里循一起出游时拍摄的,其中一张被广泛使用:1941年春,海达站在北平郊外的麦地边,身后是她的黑色自行车,脸上洋溢着几分略带腼腆的微笑,含蓄而美丽。当时阿拉斯泰正在英国使馆工作,就在友谊发展成爱情的时刻,太平洋战争爆发了。英、美与日本、德国成为敌人,在北平的英国人被驱逐。此后,莫理循进入英军服役。1946年,他们再次相逢北平。他们没有犹豫,立即结婚,婚礼就在英国大使馆内的小教堂举办。
 
终于,海达以一个迟到的婚礼作别生活、拍摄了13年的古城。这一年,她3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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