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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全兴:10年拍摄820位贫困母亲

来源:南海网       责编:未知       2010-08-27

        编者按:拍摄贫困母亲,这单一的主题摄影,于全兴做了10年。从天津出发,到达西部某贫困地区,完成拍摄后返回天津,这就算是走了一个来回。10年中,这样的来来回回,于全兴有过21次,其间走访了64个贫困县、267个村寨,拍摄过820位贫困母亲。

 

        向导指着前面说:“于教授,翻过这座山,那边有一位贫困母亲。”

  于全兴挎上摄影包,提起手提包,跟着向导走去:“多长时间能到?”

  “得五个多小时。”

        绑着三角架的摄影包里有一台哈苏120相机、一台尼康D3数码相机、两台相机的配套镜头、尽量多带的胶卷,还有一台笔记本电脑。手提包里装着衣服、药品、几瓶矿泉水和方便面。

        每年的寒暑假,于全兴都要带上这身行头,到中国西部最穷的地方去,用镜头记录当地贫困母亲的生存状态。他此行的身份是纪实摄影师,职业身份却是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拍摄贫困母亲,这单一的主题摄影,于全兴做了10年。从天津出发,到达西部某贫困地区,完成拍摄后返回天津,这就算是走了一个来回。10年中,这样的来来回回,于全兴有过21次,其间走访了64个贫困县、267个村寨,拍摄过820位贫困母亲。

        于全兴希望,通过展现贫困母亲的生存状态,引起广泛关注,使她们能够得到救助善款,从而摆脱贫困。他自己也在每次采访结束后,把随身衣物、药品全部捐掉,只留下回程够用的路费。有一次没算计好,钱全都捐没了,只好借钱回家。

        “我觉得她们不是外人”

        10年前,头一次去西部时,于全兴还是天津家庭报社的职业摄影记者,其摄影任务是接受“幸福工程”全国组委会的委派。当时,以“救助贫困”母亲为宗旨的工程,已开始了6年。#p#副标题#e#

        那是在2001年1月,元旦刚过,于全兴就从天津启程,1月3日到了西宁,4日到了玉树,带上抗高原反应药和氧气袋,乘吉普车,登上海拔4300米的鄂拉山,然后顶着风雪继续翻越巴颜喀拉山,直到7日中午才到了海拔4700米的结隆乡:此行的目的地。

        高原反应越来越严重,头疼,头晕,脑袋像个大气球,越来越胀,一跳一跳,像针扎一样疼。于全兴望着前方,感觉“白色大地像一块裹尸布铺盖在我未知的旅途上”。

        “我真的害怕了,”于全兴回想当时的心境说,“我后悔了。”

        就在这时,于全兴遇见了才仁巴毛母女。

        那是个“冬窝子”,土坯垒的,门很矮,屋里很暗,有个土砌的锅台,还有些破破烂烂的东西,没有床,睡觉就在地上一躺。于全兴进门的时候,见一个女孩蹲在门口,一手用力顶着腹部,脸色青黄。她叫阿夏?巴青才仁,是才仁巴毛的女儿。一年前,才仁巴毛的丈夫去世,女儿成为家里主要劳力。

        “怎么啦孩子?”于全兴问。“肚子疼。小病。”母亲说。

        巴青才仁9岁时就常闹肚子疼,可她知道家里没钱,疼起来就拿手顶顶痛处,从来不哭,也从不要求治病。疼得轻些时就干家务,不疼了就到山上去挖冬虫夏草。10年前,虫草很便宜,130根才卖390元。

        “怎么不到医院去检查一下?”于全兴问。

  “哪有钱嘛?”母亲说着,用手抹了抹眼睛。

  “到乡里的保健站检查一下也好啊。”

  “哪有钱嘛?”母亲说,还是同样的4个字。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拍摄、采访都是次要的,”于全兴后来说,“我当时就决定,带巴青才仁到州上去看病。”

        带着巴青才仁上车后,于全兴给她的母亲留下150元,让她置办些年货。她双手合十,高高地举过头顶。那是个祈福的姿势。

  去医院的中途,在小镇歇息的时候,于全兴把一个苹果递给巴青才仁,她接过苹果,审视着,好久,这才轻轻咬了一小口,然后便把苹果塞进了袍子里。于全兴不懂藏语,示意她继续吃,可她无论如何不肯把苹果再拿出来。于全兴找来翻译询问,这才明白:巴青才仁要把苹果带回家,给妈妈尝一尝。

  于全兴拿出带在身边的所有水果,让翻译告诉她,这些都带回去。“但你必须把这个苹果吃了!”于全兴几乎朝她喊起来,然后就跑出屋子,拼命吸烟,也不知在想些什么,脑袋里乱得一片空白。

  继续前行的路上,翻译轻声告诉于全兴:那女娃把苹果又咬了一口,就又塞进袍子里,再也没有拿出来。

  泪水模糊了于全兴的眼睛。

 

  第二天到了玉树藏族自治州康复中心,医院里最好的设备是一台陈旧的B超仪。检查结果,巴青才仁得的是胆囊炎。于全兴支付了医药费,又买些新衣服给巴青才仁,买些酥油让她带回家,希望她和妈妈过个好年。孩子紧紧拉着他的手,不说话,只是哭。两个月后,于全兴在采访途中接到结隆乡乡长达哇的电话,得知巴青才仁的病已经痊愈。

        “以前,按下相机快门,那是在拍摄别人,那是个机械动作。可现在不一样了。”于全兴回顾他这第一次采访经历时说:“每当快门‘咔嚓’一声,我的心头就一动。也不知怎么的,我觉得她们不是外人……”

  于全兴后来把他按动相机快门的这种感觉称为“触动”,因为他在取景框中看到的影像,不仅映入眼帘,而且激荡心头。他觉得,如果没有这种“触动”,他不可能在离开记者职业、成为大学教授后,仍然一次又一次地走向中国最穷困的地区,走到最需要救助的母亲们身边。#p#副标题#e#

         从第一次之后,于全兴3年间去西部采访拍摄了6次。2004年,他被聘任为大学副教授,接下来的4年间,他又去西部采访拍摄了12次。2008年升为教授以后,于全兴又去了3次。

  “10年,往返21次,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于全兴沉思着说:“多少次从西部归来,发现自己的心还留在那边,做梦都想……”

被拍摄者在看照片

        每次从西部回到天津的家中,于全兴做的头一件事情,就是冲洗底片。他急着看到他拍摄的母亲们的照片。

        “我从定影液里取出一张张照片,一个个定格的瞬间活起来,生命从黑白底片上跳出,还原成动人的真实。”

        底片太多,他的学生后来帮他数了数,大约有10万张,映现出他行走15万公里拍摄到的820组母亲影像。

        “她叫王生花。”于全兴指着一名贫困母亲的一组照片说,“是在青海一个叫窑洞村的山坳里拍摄的。”

        王生花当时30岁,有两个小孩,丈夫中风后,全家的担子便压在她一人肩上。家里原有两头骡子,卖了一头,换回600块钱,给丈夫看病。熬到去年,丈夫的病情刚有好转,另一头骡子却丢了。王生花饭也没吃,就钻进大山去找。找到第二天中午,骡子找到了,王生花却受了风寒,引发严重头疼,后来右臂变得不大灵便。

  “一定要去找骡子吗?”于全兴问。

  “只有它还能帮我一把。”王生花说:“骡子真丢了,家也就毁了。”#p#副标题#e#

  讲罢这个骡子的故事,于全兴又展现第二组照片。

  这是个叫马玉梅的贫困母亲,住在甘肃一个叫道口村的地方,丈夫死了,两个女儿都在上学。于全兴见过太多因贫辍学的孩子,马玉梅家只有她一个劳力,如何支撑两个孩子的学费呢?

  “搬砖。”母亲说。

  当地有砖瓦厂,砖烧好了就需要人来搬。可砖瓦厂不是天天烧砖,烧时要人,不烧就不要。搬一天砖,9个小时,挣12块钱。两个孩子的学费是360元。一年干下来,她的收入是500元,债务是3000元。

  “我再苦也要让娃念书,”马玉梅说,“我没念过书,受苦。娃念了书,就不受苦了。”说时,她的眼里闪着光。

  于全兴拍摄采访到的母亲,都这样,故事很单纯,念想很简单。

  “有一次我在水龙乡,拍一个叫陆银菊的母亲。”当时,这位母亲正在田间插秧,背上背着个两个多月的女婴。于全兴给她拍照时,乡里干部冲她喊:“你干你的,是国家派人来给你照相的。”

  “你看这张照片,这就是她。”于全兴指着照片上赤脚站在水田里的陆银菊说:“你猜她说什么?她说:‘我们太穷了,屋子漏雨,粮食不够吃,没把日子过好,国家还给我们照相,真不好意思。’”

  那天,于全兴来到贵州紫云县水塘镇时,当地干部问他:“你见过当代山顶洞人吗?”没见过。人类进化到如今,还有穴居人,无法想象。

  上山的路有两条,一陡一缓,一近一远,于全兴走的是近路,连滚带爬两个多小时,那个洞窟豁然出现在眼前。具体说,那是个分为上中下的3个洞,上下两洞露天,中洞住人。

  洞内阴湿,有足球场大小,住着16户人家。耕地在洞外,人均0.53亩。他们是在100多年间陆续迁徙来的,居留最久的家庭,已延续4代香火。

  洞内每户人家都用木板和苞谷杆围起独立空间。山泉滴滴哒哒顺着岩壁往下流,向洞中人家供水。

  几乎看不到男人,他们都到外地打工去了。留守的几乎全是母亲,侍弄洞外的自留地,拉扯自家的孩子。土地瘠薄,只能种苞谷、红薯,母亲们靠苞谷充饥,红薯全留给孩子。

  当然,也有婚丧嫁娶。在一个新娘家,于全兴见到山洞里惟一的一片像屋顶的东西,那是遮在床上面的一块旧毡布。在这个新婚家庭中,最引人注目的值钱物件,是一架老式缝纫机。

  洞口处有个小学校,名为“中洞小学”,在校生几十名,师资不足,只能开设小学四年级以下课程。当晚,于全兴便在这所学校的一间教室里过夜。苞谷杆铺在地上,上面再铺个床单,这就是床了。没有电,只能早睡。不知过了多久,于全兴觉得身上有动静,用手电照去,几只大老鼠正在他身上窜来窜去。

  早上,于全兴起“床”后,发现母亲们正把自家的孩子领到中洞小学,然后她们就拿着种田的工具走出了山洞。校长是个志愿者,23岁,师范毕业的,叫梁正祥。他家住在山外的镇上,每周回家一趟,要走4小时山路。

  那天是六一儿童节,老师引领着学生们唱道:

  只要妈妈露笑脸,露呀露笑脸,云中太阳放光芒,放呀放光芒。

  只要妈妈露笑脸,露呀露笑脸,美丽花儿齐开放,齐呀齐开放。

  听着孩子们稚嫩的音声,于全兴流下了眼泪。

 

 

马玉梅

 

因为,她们是母亲#p#副标题#e#

  “我采访的地方,都这样贫穷;我拍摄的影像,都这样平凡。”于全兴沉吟着重复说,“贫穷而且平凡……”

  他拍摄过一个叫杨会的母亲。她家有0.7亩坡旮旯地,年收成苞谷150公斤、土豆600公斤,到4月就没得吃了,靠借粮生活。她最着急的,是公婆去世欠下的2000元债,还不上,就去卖血。可到了血站却卖不成。卖血需要身份证,杨会没有。办个身份证要20块钱,那是她家一个月的生活费,她办不起。

  他也拍摄过把卖血作为副业的祝贤美。卖血要到县里的血站去,她舍不得花车钱,总是一大早起身,带上一个熟土豆或者苞谷团子,走到县城去。这样到了县城便是晚上了,只能住下来。白天卖盒饭的小商铺,把摆摊用的木板一搭就是床,住一夜,3元。天亮后就去卖血,卖一次,能得60元。卖完了,再走回家。可有时抽完血头晕,只好坐车回,要花掉15元,能带回家的钱,就只剩下35元。她连续3年卖血,最少的一年,卖了4回。

  他拍摄过一天筛4吨河沙只能挣9块钱的熊昌碧。他拍摄过下了雨才能洗头的卫小爱和她的女儿。

  他拍摄过“有电,但点不起灯”的杨正莉一家。

  他拍摄过的820位母亲,大半至今尚未走出贫困。在集结这些影像、即将出版的名为《母亲》的纪实作品中,于全兴写道:

  在中国4200万贫困人口中,至少有1100万是贫困母亲。她们大多生存在石山区、深山区、荒漠区、黄土高原区和库区、滩区,地域偏僻,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经济落后,生存条件极为恶劣。她们当中80%以上是文盲,50%患有各种妇科疾病。

  我不敢奢望别的,我只是希望人们能够理解――

  中国母亲是贫困的最大受害者。

  她们是家庭的中心,却因贫困而家徒四壁;

  她们身为人妇,却因贫困而比男人更操劳;

  她们身为人母,却因贫困而不能乐享天伦;

  她们身处当代,却因贫困而过着原始生活;

  她们的贫困扣人心弦。

  我不敢奢望别的,我只是有一个小小的愿望――

  请关注母亲的贫困。请关注贫困的母亲。

  请帮助中国母亲们脱贫,请为她们尽一点心,出一份力。

  千万不要拒绝。因为,她们是母亲。

  “我要的笑容,不能是摆出来的”

  于全兴手中的摄影镜头,曾经面对一个个穷困母亲的面孔,但他更希望进入取景框中的,是一位位摆脱贫穷后的母亲们的笑脸。为此,他成为“幸福工程”的志愿者。这是一个从1995年开始的,致力于“救助贫困母亲”的行动。

  “我要的笑容,不能是摆出来的,不能是领导要她笑出来的,要发自她的内心。”于全兴说,“这装不得假。真笑假笑,一眼就能看出来!”

  每一张脱贫母亲的笑脸后面,都有一个故事。

  王秀梅曾是云南山区八道哨村的一位贫困母亲,穷的时候,买不起一双袜子。

  后来,县里拨给她家一笔幸福工程款,1500元,资助她家办个酒作坊。刚开始,没经验,成本很高,出酒率很低,干了个赔本买卖。眼看着她的“幸福”要落空,王秀梅跑到山坳里大哭一场。哭够了,还得干。王秀梅去向有经验的人求教,渐渐找到门道。

  于全兴到她家采访时,王秀梅已经脱贫。进到屋里,看到王家两个孩子正在电视机前打游戏,锅里正煮肉食,满屋飘香。王秀梅说,以前过苦日子,过年能吃上一只猪脚就不错啦,如今就是平常日子,想吃鸡鸭鱼肉,一样吃得起。说时,她满脸是幸福的笑。于全兴手中的相机“喀嚓“一声,给她的笑容定了格。

  “你看,”于全兴指着照片上的王秀梅笑脸说,“只有这种苦尽甘来的笑容,才特别甜美。”

  张秀琴家在宁夏灵武西渠村。进入她家院子,只见到处都是稻草,一家人和雇来的两个女工正在编织机前编草帘子。编一个,挣5毛钱。

  没草编的时候,张秀琴连孩子的学费都交不起。乡里干部到她家考察一番,决定依托“幸福工程”资助张秀琴2000元发展草编。于是,她买了台脱草机,和丈夫一道拼命干了一年,当年便还清了“幸福工程”帮扶款,见还有结余,又购买了一台草帘编织机,从此每天能打帘子100多个,家里的生活富裕多了。如今,张秀琴家有了家电,日子过得很舒心。

  这就是于全兴参与“幸福工程”,并年年往西部跑的原因。#p#副标题#e#

 

  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实质内容有3个。一个是“治穷”,以“小额资助、直接到人、滚动运作、劳动脱贫”的方式扶助贫困母亲发展家庭经济,提供就业机会,帮助她们增加收入,脱贫致富,提高经济和社会地位;第二个是“治愚”,扶持村一级兴办母亲学校及各类培训班,帮助贫困母亲扫盲,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掌握一二门致富实用技术;最后是“治病”,帮助贫困母亲检查和治疗常见妇科病,向她们提供生殖保健方面的健康援助。

  在于全兴看来,这个全国性工程要在1100万贫困母亲中实行,并不简单。“就说‘小额资助’这一项,僧多粥少,助谁不助谁,就是个难题”。

  “一般情况下,救助贫困母亲的小额贷款,每一笔也就是一两千元。”不过,虽然钱少,于全兴说:“至少我了解到的情况是,这些贷款都能发放到贫困母亲们的手中,几乎没有发现官场截留的情况。而且,最让我惊讶的是,没有呆账和死账,贷款的偿还率几乎是百分之百。”

        幸福工程使多少贫困母亲得到幸福?于全兴不知道。他只知道一个数字:截至2009年年底,幸福工程已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446个县(区、市)建立了项目点,投入资金6.6亿元人民币。对于全兴来说,这个数字并不枯燥,它已呈现为他镜头里的一张张母亲的笑脸。

  普定县位于贵州省中部偏西,是国家级贫困县,人均收入在150元以下的极度贫困人口有5万人。裸露的山岩上住着39岁的褚仁敏一家。她1986年嫁到婆家,一直用老式石磨推浆做豆腐,工艺落后,效率很低,一天只能做10多斤黄豆,仅够维持生活。1995年有了“幸福工程”,当年,村里干部就为褚仁敏一家争取到一笔1000元的帮扶贷款。褚仁敏买了豆腐加工机,改变了原始加工豆腐的老法子,又摸索豆腐深加工技术,把豆腐做成豆腐果、豆腐片、油炸豆腐等,到2000年,纯收入已达7000元。于全兴去采访时,见褚仁敏夫妇不但还清了帮扶款,还有了积蓄,正在盖一幢两层新房。

  “就这么多,1000元,最多2000元,只要给她们这一点帮助,许多贫困母亲就能走出贫困。”于全兴说,他对此常常感到惊奇,“这么点钱!走出贫困!她们真了不起!”

  万州一户贫困人家,女主人叫连传会,一家三口,以前为了盖房,也曾经借贷,未曾摆脱贫穷。听说“幸福工程”又能贷款,便提出要求。但“幸福工程”贷款是有规定性的,盖房子不行,得是生产性的,而且项目的前景要好。连传会便学了“反季节苹果种植”的技术,得到1500元贷款。后来她又扩展种植葡萄、草莓、中草药。这样鼓捣了3年,再盖房时,已是一座3层小楼。

  八寨村张小英家的院门正中挂着块牌子:“幸福工程养羊户”。土地贫瘠,打的粮食不够吃,有上顿没下顿。1997年,“幸福工程”贷给她1500元,张小英当天便牵回4只母羊。她每天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羊打草,年底产下7只羊羔。两年后她用卖羊的钱又买了一头母牛。就这样滚动扩大再生产,如今已有存栏的羊38只,牛4头,价值两万多元。

  只要有了本钱,许多贫困母亲们同样敢想敢干。

  于全兴来到水泉村的一个蔬菜暖棚时,见到的是一位正在享受丰收喜悦的女主人。她叫付莲琴,曾经也是个贫困母亲。1999年,村里帮助村民建蔬菜暖棚,每建一座,村里出5000元的钢筋,到年底偿还5300元的周转金。付莲琴想建两座,丈夫担心到年底还不上1万多元钱。

  “咱们干,不怕。”付莲琴很有信心。

  她忙前忙后,建起的暖棚够大,占地一亩。可问题来了,钢筋还差一些。付莲琴急中生智,去找“幸福工程”,申请到2000元贷款,把暖棚建了起来。此后她再次大胆地申请了1500元的籽种贷款,从此开始用暖棚生产蔬菜。

  于全兴采访她时,付莲琴刚卖完黄瓜,一棚黄瓜有1万多元收益。“现在正忙着摘辣椒呢,一棚辣椒能挣6000多元。”付莲琴掩饰不住内心喜悦。

  6月18日始,就在北京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上,将举办“为了母亲的微笑――幸福工程十五周年主题摄影展”,展出的照片,除了幸福工程组委会提供的资料性工作图片,都是于全兴拍摄的“母亲”照片。

  这些照片将持续展出8天。大街两侧将出现50组高二米四的展架,这些展架的每一组都有四面,每一面都有一米宽。于全兴拍摄的“母亲”们将出现在这些展架上,他估计共有90面,展出他拍摄的近300幅照片。

  这将是于全兴的“母亲”主题照片的第十四次展出。

  “我喜欢这种展出,因为会有更多的人看到我拍摄的照片。”于全兴说:“看到了,就有好心人会关注贫困母亲们,就会有更多的人伸出援助之手。”

  他的摄影作品除了办展览,也拍卖过,有几幅拍了20万元,他全捐了。

  “每当听说又有一位贫困母亲得到救助、走出贫困,我就高兴得不得了。”于全兴说:“这样的主题摄影,我还会继续做下去,也盼着有更多的人一起做。”

  去年,他第21次深入贫困地区采访拍摄贫困母亲们,就利用教学职务之便,带上了他的5名学生,让他们亲身感受一下,他坚持十年做的这件事值不值。

  “他们都说值得。”于全兴很高兴学生们对他这个教授作出的表态:“他们愿意在毕业后,也能去做同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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