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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文化逻辑——元影像问答录

来源:微信公众号:元影像       责编:藏策       2016-01-07

自己不能证实自己,是语言的不幸(但也可能是语言的乐趣所在)。语言的本质可能就是这种无能为力。或者,用肯定的方式说:语言从本质上说是虚幻的;为了使语言变得不虚幻,必须采取一大套手段:要求助于逻辑,或者,如果不合逻辑,就求助于誓言。但摄影对任何中介物都不感兴趣:它不创造什么;它就是证明的化身。
——罗兰·巴特
您的元影像理论在今年有了根本性的升级换代,有人评价说,这是从影像理论、艺术理论迈向影像哲学和艺术哲学的节奏。请详细地讲一讲。
我的最新理论灵感,来自今年的法国阿尔勒之行。为了准备在阿尔勒的演讲稿,我在重温罗兰·巴特的《明室》时,巴特的这段话忽然间犹如普鲁斯特的“玛格兰小点心”一样,激起了我无尽的遐想。这些年来格物致知式的理论突破,此时开始彼此汇聚,多年的渐悟凝聚成了顿悟,一个新的理论架构开始呼之欲出……
 
首先是语言,对于视觉语言,人们以往的一个比较主流的思路,就是试图以语言学的方法来分析图像,从而将图像纳入语言。可以说,这是自20世纪西方“语言学转向”以来的一个基本思路。后来的所谓“文化转向”,也叫“意识形态转向”,其实也只是把所分析的对象给“转向”了,而分析的方法也仍然是“话语分析”式的。我个人以前所做的文学研究与影像研究,也是沿着这一思路进行的,也是试图利用语言学以及符号学的方法来破解影像的奥秘。但是后来我发现,用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的方法去分析影像的形式语言,将陷入一场永无休止的语言游戏。尤其是对于当代艺术,根本就是不可解的。于是我又引入了元语言的概念,试图从语境关系上进入到形式语言的背后来分析,这就是我在初版的《元影像理论与元语言研究》这本书里所做的理论探索。
 
如果把文学或艺术作品比作有机体,那么语言就好比是其中的细胞。但细胞并非最小的单位,更可以分析到生物的基因。语言应该也不是最小的单位,语义学对此早有更为细致的分析。不过罗兰·巴特的那段话,还是给我带来了巨大的灵感,是逻辑让语言变得不再虚幻。当然,罗兰·巴特对于语言与摄影的区分,更让我想到了本雅明和阿多诺的理论。持广义语言观的哲学家本雅明将语言分为三类:上帝语言、人类语言和事物语言。他认为:“整个自然也充满了无名的未曾言说的语言”,人类语言是对事物语言的抽象、命名与翻译。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阿多诺则将艺术视作一种语言,认为“艺术语言是人类语言的一种,艺术语言保存了人类原始语言中的摹仿功能和表达性质,因此,我们应该从对艺术语言的解码中,领悟人类语言的真理内涵,从而纠正被工具化和物化的人类理性和语言。”在阿多诺的语言理论中,上帝的语言隐匿了,讨论的只是人类的语言和事物的语言。他继承了本雅明关于艺术是对事物语言的翻译的理论:“艺术并不是自然的模拟而是自然美的模拟。”——自然美就是自然的表达——“艺术美是自然美的启蒙的和祛魅的译本……”然而艺术语言绝不是把事物语言转换成实用性的交流语言,恰恰相反,艺术语言是对物化语言的抵抗与救赎。因此艺术语言与其说是言说的,不如说是沉默的。他还把艺术语言比喻成类似象形文字的书写,而“这种象形文字或迷画的代码在历史和社会的变迁中已经丢失了”。在他看来艺术作为一种极其特殊的非语言的语言,既有人类语言的本质特征——理性和形式,又有非语言的特征——摹仿和图像,“所以每件艺术品都是一个谜像(Räselbild)——谜一般的图像。只有通过对艺术品的不断的阐释,才能走向谜题之路,也许这个谜题永远无法揭开,但是,真理内涵就会显现在这条解谜之路上。”
 
如果说罗兰·巴特还是站在人类语言的立场上,对摄影不同于人类语言的性质有所发现的话,那么站在事物语言与人类语言交界处来看摄影,就会产生一个全新的洞见。摄影术的出现,使得这一媒介有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任何一种艺术媒介的特质,即摄影的直观拷贝功能使得摄影更贴近事物语言。然而就如人类语言是对事物语言的抽象、命名及翻译一样,摄影自诞生之日起,同时也就面临着人类语言对其所进行的各种驯化与役使。在传统画意摄影时代,人类语言试图将其改造成符合传统审美标准的光影的绘画;在大众传媒时代,人类语言又以新闻摄影、报道摄影等方式,将其改造成为一种具有叙述功能的实用交流语言。影像不同于人类语言的根本特质,转而被驯化成了对人类语言——甚至是意识形态的视觉证明。这一点在“大跃进”及“文革”时代的“新华体”照片中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顺便说一句,真假照片问题的深层,其实不是真或假的问题,而是对于摄影极端化的驯化与役使。
 
约翰·伯格就曾强调观看先于语言,小孩子就是先会观看辨识然后才会说话的。我们是先看到了这个世界,然后才用言辞来加以解释的。然而也就是这种对观看的解释,同时又使得观看被纳入了语言的规则,从而开始了被驯化之路。然而由于摄影在各种媒介中是最贴近事物语言的,天然具有反抗驯化的倔强特性。而且影像又是大于语言的,不可能被来自语言的各种驯化所穷尽。20世纪以来的“直接摄影”从这个角度说就是摄影对来自语言规训的一种反抗。当然,在这种反抗中,来自现代主义的视觉审美又渐渐地成为了一种新的规训。几何构成式的构图,就是对空间关系的规训;而到了布勒松的“决定性瞬间”,连时间也被纳入到了空间关系中,从而成为了某种规训影像的金科玉律。有趣的是当语言的规训一旦达到某种看似“完美”的境地时,其崩溃也将随之来临。摄影的倔强天性使之成为了一个在众声喧哗中不为所动的沉默的反抗者。从这个角度来解读摄影史,也可以看做是规训——反规训——再规训——再反规训的历史。今天无所不在的手机拍照,相对于传统摄影来说难道不也是一种新的反规训吗?#p#副标题#e#
 
呵呵,这真是一个全新的分析角度。按照这种思路,可以说语言是摄影的对立面吗?
当然不能这么简单的看问题。图像与语言在最初的时候,并不是分裂的。人类的早期文字,都是象形文字,这在汉语言文字中就更为突出,所谓书画同源。象形文字最初就是对图像的抽象,再经过在特定文化逻辑关系下的组合,如会意等等,最终变成了表意的文字符号。语言文字的发展,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进化,更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性特征,这一点毋庸置疑。不过语言可以指涉现实却并不能替代现实,由人类语言建构起来的各种文明也同样无法真正取代其指涉物本身。在鲍德里亚看来,后工业时代的今天,“类象”已经取代了“仿象”。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者看来,今天的现实已经是“文本之外一无所有”了。我以前也持同样观点,但现在看来这无异于是一种沉溺在人类的语言游戏中自娱自乐者的妄澹。自然不可能被文明所真正取代,只不过是被压抑了。
 
就如人的理性再强大,也不可能取代潜意识,只不过是压抑了潜意识。这是精神分析学的基本原理。从哲学方面看,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的思考也很有启发性。他的基本问题是:人性(理性)是怎样建立的?它是如何摆脱兽性的?这种理性和理性主体的充分发展导致了怎么样的结局?与动物的兽性相反,人性是充满否定意识的,既否定自身的兽性自然,也否定外在的大地自然。这种分化借助于语言和理性等力量,将自然总体性中的诸构成要素进行了分割。人从而站在了自然的对立面,以实用性为目的,开始了对象化的生产。于是作为生产者的“我”也就有了劳动的历史、意识的历史、理性的历史、语言的历史与主体的历史。在这个对自然的否定性劳动所主导的历史实践中,他摆脱和压制了他的兽性,并在这种压制中确立了人性,确立了黑格尔意义上的主体,这个主体用工具来生产,用语言来再现,用理性来权衡,用意识来认知。人们的各种实践,都有一个预计的规划、一个可预测结局的目的。目标总是设定在一个时间维度上的未来。而现代社会如商品社会就是这种谋划性的功利主义世界的巅峰。人摆脱了他的自然性,从自然中脱颖而出,这是人的第一次否定,这次否定确立了人性化的世俗世界。但是,这个原初否定发生的时候,对这个原初否定的否定也同时发生了,也就是说,人在逐渐建立他的主体性和世俗世界的时候,还有一股力量同时在否定这种主体性和世俗世界。这就是巴塔耶所说的“二次否定”,它让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内心世界露出一个豁口,而一个神圣的世界出现了,在这个世界中,宗教、艺术以及性粉墨登场……尽管人性踩着兽性而起,但兽性在抗拒着,而且不屈不挠。巴塔耶认为,对于兽性自然的否定注定是要失败的。(参见汪民安《乔治·巴塔耶的色情和死亡》)
 
所以在我今天看来,语言学其实有两种,一种是来自巴塔耶所说的“第一次否定”的语言学,这种语言学建立在否定事物语言的基础上,从而确立了以理性、主体为标志以交流为目的的人类语言;另一种语言学则是“二次否定”的产物,建立在对人类语言的自我反省上,不以实用性交流为目的,而这才是属于艺术的语言学。对于图像而言,第一种语言学试图将其纳入自身的系统之内并为“我”所用。这在绘画的领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而在摄影的领域,则试图利用摄影的“记录”功能来证明语言自身,如新闻摄影、报道摄影等,但影像所特有的倔强特性又时时地进行着无声的抗拒。从这个角度说,所谓的“刺点”正是影像突破语言重围的一个爆破口。而这个爆裂的豁口恰恰又是第二种语言学的出发点。我们知道,意识主体总是试图让影像来证明自己的话语,这就是“有图有真相”式的逻辑,而影像的精髓又恰恰是不能被语言所覆盖的地方。这就是两种语言学在摄影领域剪不断理还乱的深层钮结。#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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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塔耶的哲学中,“第一次否定”与“二次否定”似乎是二元对立的,但宗教与艺术乃至性,也同样不是外在于人类文明的。具体到您说的两种语言,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在荣格的理论中,人的动物性在经历“第一次否定”的压抑中并未消失,而是成为了集体潜意识中的“阴影原型”。我由此感悟到文明与反文明,其实也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我曾以中国的儒家为例:儒家思想的问题在于对人生理想的模式化和单一化。生命的意义是多种多样的,不止是修齐治平一种模式。儒家把父权家庭的一种理想模式作为所有人生的模式,然而有缺憾的人生往往才能通向超越之路,理想的完美模式反而会通往平庸。而且这种尊于一端的理想人生模式,不仅压抑了其他形式的人生之路,而且让这种单一的理想模式因陷入俗套而堕落。中国的贪官模式即是其反转的镜像。而其他所有体制性的僵化与变质,也同样与此有关。人生抵达最高智慧的路径多种多样,将其定于一端,其结果只能会偏离智慧。学界商界皆如此,这就是思想禁锢的起源。而被压抑的部分因未得到发展与分化,久而久之则堕入民间且化为暴戾之气。圣贤投下的阴影即妖孽!撒旦就是上帝的影子。基于这样的一种思路,我在法国阿尔勒的演讲中,更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观点:人类历史上的所有纷争,其实都是在与自己的影子作战。
 
现在我又有了进一步的思考。愚昧是什么?愚昧不等于无知,而是不开化。那么开化又是什么呢?我以为开化就是不断地发现新的逻辑关系。西方文明最强大的地方,就是逻辑方面的发达与缜密。相反,中国文化在这方面则是最大的弱项。在五四文化运动时期,鲁迅提出了“国民性”问题,涉指到了很多“国民性”的现象,但根源到底在哪里呢?我以为根源就在于逻辑上的缺陷。中国人一般习惯于简单的类比式思维,在缺少其他逻辑关系的时候,这种类比式思维的过度使用,最终就会走向“超隐喻”。“超隐喻”是我十几年前提出的理论,当时是以修辞学方法来分析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在看来在修辞的深层其实是逻辑关系使然。那么相对于西方文明强大的形式逻辑,东方智慧还有什么智慧可言?元影像理论为什么还要提倡回归东方智慧呢?我以前是在超越文化层面的文明层面上思考这个问题,现在我想在更具体的逻辑关系上思考这个问题。我发现,东方智慧确实有超越西方逻辑的地方,不是在逻辑的理路上有所超越,而是在逻辑的源头上有所超越。比如说佛学,是从“我”是谁?开始“观照”的。逻辑源自自我意识,佛学则从何以为“我”开始,所以佛学既是元精神分析的,更是元逻辑的。这就是东方智慧的精妙所在。
 
西方文明凭借着强大的逻辑,在哲学、科学等诸多领域几乎无所不能,但到头来却发现语言其实是一座“囚笼”,凭借语言根本无法抵达真理。现代主义时期的经典名作汗牛充栋,后现代时期的文本花样翻新,还不是从以“现代性”为圭臬的各种语言游戏,渐次转换到了以“政治正确”为诉求的“主义”八股?从美国的“911事件”,到前不久的巴黎恐怖袭击,每次出现世界性的大事件,知识分子们都会迫不及待地在第一时间站出来说话。911时德里达说了,这次齐泽克又发声了。可我注意到了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既不逾越“政治正确”的底线,又要在辞令上说出点新花样,还要借机证明自己在学术上一贯的高瞻远瞩。他们的逻辑是严密的,话语分析更是谙熟的,但这些却并没有让他们发现新的逻辑关系,而只是支撑着他们在固有的逻辑中去玩一轮新的语言游戏。当语言已成为语言的障碍,当逻辑已走进逻辑的死角,我们还能期待什么呢?这样的语言系统早已无力拯救世界,而其自身却亟待救赎。著有《语言的囚笼》的杰姆逊,他自己走出过这个“语言的囚笼”么?
 
回到具体的摄影领域,我也想举一个例子。比如早年西方左派积极推动的社会纪实摄影,其本意是要以此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可资本主义的一个最大特征就是把价值转换成交换价值,对语言也一样,这在阿多诺的理论中已经分析得很深刻了。而社会纪实摄影却恰恰是把摄影改变成了旨在传播与交流的工具化和物化的语言。从表面看是批判的,但从深层的逻辑关系看,却与资本市场的逻辑关系如出一辙,这就是传统社会纪实摄影的吊诡之处。#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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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今天,我们又应该如何去救赎已经陷入了文字游戏的语言  呢?这与元影像理论提及的东方智慧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老实讲,对于第一个问题,我觉得在今天还没有人能真正回答。但是这不要紧,首先我们要意识到这个问题,要意识到西方“文化转向”之后的那些所谓“文化批评”,已经沦为“政治正确”的八股文,已经成为了一套陷入固有逻辑而难以自拔的语言游戏,对于现实世界已经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可言了。相反,那些最新的科学发现,如量子力学等却给我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就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给20世纪人类思想所带来的启迪一样,如果有一天,诸如人的精神世界、灵魂问题也能得到一个更为清晰的描述的话,人类的思想史将开启全新的一页。不过对于现有“范式”的证伪,早就应该开始了,我愿意成为对此开始自省与反思的人们中的一员。
 
语言这东西就这么怪,我不得不用西方文明和东方智慧这样两个貌似二元对立的词语,但其实我想说的恰恰是要在人类文明的高度上,将西方文明与东方智慧看做是一体的。就好比是人的两条腿,一条是西方文明,一条是东方智慧,只有两条腿协调迈进,人类文明才能稳步前行。在雅斯贝斯( K a r I J a s p e r s ) 所谓的轴心时代 ( a x i a l ag e ),人类文明的两条腿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再后来西方这条腿开始发力,这个不用说了,这条腿对文明的贡献太大啦!然而一条腿的力道再猛,早晚也会被自己绊住。比如对人类文明的反思——人类文明必须反思,这一点毋庸置疑——巴塔耶也好、福柯也好、德里达也好,他们是在西方的那条腿里去反思那条腿,德里达勘破了“逻各斯主义”的死穴,但也仍然不得不以逻各斯去解构逻各斯。巴塔耶、福柯也都分别看破了文明背后的东西,可对于巴塔耶来说,性、死亡以及献祭,难道就真的意味着救赎之道吗?对于福柯来说,难道疯癫比文明更值得期待吗?而这些理论再到了形形色色的小“后主”们手里,就如核武到了极端分子手里一样,又被改造成了后殖民主义之类五花八门的“后学”,于是西方的这条腿就不再是反思,而是被扭曲变形了,最后则一脚陷进了“政治正确”的泥沼……
 
 再看东方智慧这条腿,首先要知道,这条腿靠自身是很难迈进的。老子看透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佛陀更是从根本上大彻大悟,对于那些“梦幻泡影”的东西,当然不会再去“执著”的。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又怎么可能领悟如此甚深的微妙法?于是既不能在元逻辑的“观照”中开悟,又不能在意识自我的认知中开化,如此一来偏执、封闭、守旧……乃至“超隐喻”就逐渐形成了所谓的“国民性”。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就不断地就传统文化的优劣问题展开争论。传统派把中国传统文化捧上了天,反传统派则将其骂得一文不值。今天的人们虽已不那么极端了,但还是同样说不清到底怎么回事。其实东方文明有个与西方文明完全不同的地方,就是以个体的直觉顿悟与内心观照等方式,超越逻各斯中心、超越语言及超越自我意识的路径。这种东方智慧的路径是破解“语言的囚笼”的钥匙,其所抵达人类智慧的至高境界自不待言。但就如前面所论及的,反智恰是智慧的阴影一样,这种至高的智慧所投下的阴影也同样是可怕的。儒家前面已经分析过了,再说释与道,正因为其智慧的高度已经洞察了逻辑的虚幻、语言的虚幻及自我意识的虚幻,所以也就避开了如西方智慧那样沿着逻各斯中心一根筋追问到底的路径。当然佛学不是不讲逻辑,而是自有其逻辑,比如《金刚经》所言“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然而古往今来真能悟此妙道的又有几人?对于那些无法悟道无从解脱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却因此而缺失了走向心智开化的逻辑依托。虽然东方智慧对于世俗社会具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但其奥义却是非言说的内心体悟式的。这既是超越西方理性之处,但同时又是在启蒙方面远逊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地方。当普通人不具备逻辑的严密性和探索性——也就是不具备思想上的丰富性时,再好的信仰也会被膜拜成迷信,再高的智慧也只会被误读为市井语境里的所谓“劝世良言”……圣愈圣而愚愈愚,智慧与愚昧在中国文化中就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一位大彻大悟的圣哲身后,投下的是无数庸众的冥顽不灵……
 
然而就如东方智慧是破解西方“语言囚笼”的钥匙一样,西方文明恰恰也是破解东方魔咒的钥匙。借助西方文明这条腿,东方智慧才可以有大作为,迈出人类文明接下来的一大步。东方的元逻辑与西方强大的形式逻辑一旦形成互补,人类文明必能走出后现代的迷途,步入全新的里程。因为东方智慧对于逻各斯的超越,可以替代解构主义的解构;对现代性的超越更可以替代后现代主义的“颠覆”。那么具体到艺术领域呢,就如前面所分析的,语言是靠逻辑作为支撑的。艺术,尤其是观念艺术,表面上看是发现了新的语言方式,实际上则是发现了新的逻辑关系。回归东方智慧如果落在具体实处的话,我现在觉得就是我们可以给艺术创出一个新的逻辑维度——元逻辑的维度。
 
至于再具体到影像艺术,有关元逻辑维度的思考可能就更重要了。前面说了,摄影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地被语言所绑架并役使。现在反过来说,摄影完全摆脱语言可以么?这个问题就如刚才讨论巴塔耶和福柯的问题一样,性、死亡和献祭能拯救文明么?用疯癫来替代文明就正义啦?所以我们不能再用简单的二元思维的方式继续“造反”了,那只会成为灾难。
 
2015年三影堂摄影大奖得主陈潇伊在阐释其作品《Koan》时说:“Koan意味着打坐沉思以简单不合逻辑的问题使思想脱离理性的范畴,去试图接近即便是永无法抵达的前语言领域。作为人类的存在,我们体验的日常现实都基于一个以语言为媒介而形成意识形态符号矩阵中,因此我们智慧所及的可能性边界,都被这系统生成的符号链条所覆盖并框限……东方哲学一直建议人们保持绝对的沉静与思维过程进化,来达到对声明直观的体验……这组照片通过简化与抽象的手段探索表面之下事物的真实以及隐藏的法则。如庄子美学中的得意不言,探索在符号化之前的精神性与直觉意识,试图保存图像经过语言与文字转换后被阉割掉的部分。”
 我们暂不讨论陈潇伊在作品《Koan》是否真的实现了她的摄影主张,但单就她所做的这个阐释来说,就已经非常富于启发性了。元逻辑的维度不是抛弃逻辑、任意胡来,而是从前逻辑切入来反思逻辑本身。就如《心经》从“受想行识”,从“眼耳鼻舌身意”,从“色声香味触法”……逐层进入般若智慧。我以为这可能就是古老的东方智慧能够给人类智慧,以及今天的艺术与摄影的启迪。
 
归根到底,文学也好视觉艺术及摄影也好,其存在的问题都不仅仅是自身的问题,而是更高层面的文化逻辑的问题——我们失去了属于自己的文化逻辑。失去了自身文化逻辑的文学界、艺术界及摄影界,要么是连西方的文化逻辑也没弄明白,愚妄地执迷于各种江湖各种混场子,要么也只能在西方的文化逻辑下搞搞花样翻新。不是说西方的文化逻辑不好,而是说当我们不具备自身的思想丰富性时压根就学不好,更遑论在文化逻辑方面做出自己的创新。只有在这个维度上进行思考才行,否则任何单一门类的文学理论、艺术理论以及摄影理论都没用。我们为什么会失去自己的文化逻辑?就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隐藏着内在的巨大断裂,是圣愈圣而愚愈愚式的,导致了比贫富差距更可怕的智慧差距。元影像理论提出“回归东方智慧”,绝不是简单的再回到传统的文化逻辑中去——实际上也根本就不可能——而是站在人类文明的维度,在引进理性精神破除愚妄的同时,再以东方智慧去破解“语言的囚笼”,从而对文化逻辑予以重建。唯有在文化逻辑这一高度上进行创新,才有可能创造出新的艺术元语言,乃至新的艺术语言,直至推动人类文明的结构性创新。我以为这才是东方文明对于未来的人类文明的意义所在。
当然这些只是我近来想到了的,肯定还有很多没想到的地方,以后慢慢想。就是现在想到了的这些,也还没经过认真的梳理,所以我还是以谈话的形式而不是文章的形式先说出来,和朋友们一起谈论着。等想得更成熟些了,我会以今天的思路再重新改写《元影像理论与元语言研究》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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