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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摄影艺术史》(六):百科全书式的乌托邦

来源:中国摄影出版社       责编:文/奥利维耶·吕贡 译/赵欣、王帅       2017-03-16

现实的各种形态1890—2000

  百科全书式的乌托邦  

佚名《北方博物馆》1911年,重新打印后作为《费加罗画报》的插图,1911年7 月,蒙斯博物馆和曼达纽姆博物馆

  在19世纪末曾有人说,关于纪实摄影的探讨应具有一定的结构,首先要从教育、归档和百科全书式的角度出发。然而面对专业实践日益工业化和家庭应用越来越普遍的趋势,摄影在某种程度上为自身变得不断平凡而感到困扰,希望重新得到认同并找回失去的高贵身份。摄影领域的专家们经过深思熟虑,不仅试图通过艺术手段重振它,使其成为纯粹的欣赏对象——画意摄影,也采用了迄今为止鲜为人知的各种不同方式:在摄影中怀着重新恢复传播文化初始状态的愿望,于此,摄影作为教育和了解百科知识的载体呈现了世界物体的普遍形态。这个理想将在“纪实摄影博物馆”,一个在欧洲迅速产生的新式机构中得到特别体现。

  在利奥·维达尔(Léon Vidal)的倡议下,1894年它们中的第一批首先在巴黎建立。几十年来他一直支持推动摄影的一切形式,包括画意摄影艺术思潮和纪实摄影,并且从中发现了确认这一媒介合理化身份的最终论据。他的“博物馆”项目,实际上相当于一个无限理想化的图像数据库,可容纳所有类型,涉及一切主题的摄影复制品,以供同时代和后世之人所用。尽管维达尔在巴黎没有达成共识,也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到20世纪初,他收藏的照片不超过40000张,但是这个想法最终在其他地方受到重视。的确,在他的影响下,各地方的纪实摄影博物馆,如日内瓦于1901年、马赛于1905年以及华沙于1906年均相继建立。与此同时,文献遗产也从众多类别中被筛选集中起来。

  这种效应随着1906年第一届国际纪实摄影大会在马赛的召开达到高潮。会议负责将这些分散的组织结成同盟,从基本理论和群众实践的角度,按照图书馆的模式,希望从收集和图像交流两方面建立全球网络。但这一愿望只停留在草案上,这次大会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这次会议的首要任务是阐明“摄影照片创建文献资料应该满足的条件”,虽然会议期间针对这一问题没有出现明确的答案,但相关讨论显示出世纪之交这些联合举动对文献构想的支持。作为与当前事件有关的专题建议更显出奇,它往往过多地强调人类活动的产物,及其对传统和文化遗产的描述。更确切地说,就是一些自然现象。虽然我们注意到影像拥有丰富细节的重要性,也的确看到各处出现的有关客观性和拒绝“强调艺术特征”的讨论,然而,大多数的讨论很少涉及图像本身及其对它们的归档、保存、印放和索引等处理,会议主要讨论的问题也集中在分类和编号系统的选择上。总之,我们假设纪实本身没有任何图像,但是它通过集成一个高效率的归档方式而发生了转变:正是在这样的框架中,图像化身为文献资料,也因此被作为静止不动的对象来进行定义,同时等待着使用者赋予其意义。这些收集品归纳到一起显得十分庞杂,影像质量和承载介质也是五花八门,有印刷的复制品、杂志插页、明信片,甚至还有奢华的碳纸或铂金印相。

  马赛会议成为纪实影像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它巩固了摄影与档案学和图书馆学行业之间的联盟。除了维达尔之外,这项活动的另一位历史关键人物是刚刚去世不久的图书馆学和文献档案管理专家——保罗·奥特勒(Paul Otlet)。这位比利时目录学家,是一直沿用至今的“通用十进制图书分类法”之父,他付出毕生精力建立了一个全面的书目和文献系统,用于存储和共享全世界的所有知识。在其事业的众多分支中(通用目录列表、国际图书馆、世界博物馆、新亚历山大图书馆信息汇集,以及曼达纽姆项目),他也决定对一些新的信息载体进行系统归档,如图像、声音、电影和微缩照片。因此他为传统书目科学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文献管理”(documentation)。对这一术语,他更倾向于使用“文件处理系统”(documentologie),如同他力求让这项工作从业者的称号使人敬服,然而在用“documenteur”还是更为中意的“documentaliste”方面还存在问题。对于图像方面,1905年他启动了“通用文档管理系统”( 或“通用文档索引”),由国际摄影机构进行管理直到20世纪30年代,据奥特勒讲,该系列累积了大约15万份照片,如同图书管理一样以十进制分类系统对其进行记录研究,从而在摄影和文献之间实现了类似的处理。“文件处理系统”认可媒介识别作为教育和知识的载体,此后也完美地确立了与图书平等的地位。 

 肖像剧目表,蒙斯博物馆和曼达纽姆博物馆

  奥特勒的壮举不仅试图解决现代信息快速增长的挑战和可能遭遇自身失效的危险,还特别在收集和传播知识方面持有乌托邦式的想法,即应确保人们之间的普遍认识,从而确保整个世界的一致。奥特勒的确是世纪之交国际主义与和平主义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在他的意识中,文献档案管理是这一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本质上讲,它是和平的介质,政治的武器。摄影在这里具有重要的象征作用,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超越国家和民族的差异,作为通用语言被理解。 

 雅克·加歇《地球档案,北京郊区白云观入口》1909年(?)。胶片,4.5×10.7厘米,布洛涅·比扬古,阿尔伯特-卡恩博物馆

 雅克·加歇《地球档案,北京郊区白云观入口》1909年(?)。立体版,4.5×10.7厘米,布洛涅·比扬古,阿尔伯特- 卡恩博物馆。

  马赛会议后不久,这个文献收集与和平的组合开始创建另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但没有证实它与奥特勒有关),即银行家和慈善家阿尔伯特·卡恩(Albert Kahn)的“地球档案”。阿尔伯特·卡恩通过资助年轻学者的旅行,并组织来自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与政治人物会面,来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了解,但从1909年开始转向影像。他委托十几名摄影师,利用摄影和电影在全球范围内发起了一场盘点世界的运动。直到1931年,在地理学家让·布容(Jean Bruhnes)的科学领导下,带回7万多张彩色照片和几千米的电影胶片。不同于奥特勒或维达尔,这里纪实工作不再被定义为曾经做过的事情的集合,而是随机汇集,成为一种生产行为,文献资料也一下子成为高效且唯一的能够确保这个形式得以实现的方法。然而,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其差强人意的表现特征,成为摄影纪实必不可少的主要标志:黑白印放,必须保证被摄主体固定不动,以确保最高质量的清晰度。相反,在这里,忠实于现实就是寻求超越这个狭隘的定义,并允许通过捕捉现实获取更多具有色彩、运动和起伏等的信息量,充分利用有助于视觉记录的技术为彩色照片、电影、立体影像,以及数千张照片的收藏提供保障。特别是彩色照片的选择,影像清晰度相当低。穿越百年,它充分显示了纪实标准的极端多样性和不稳定性。“视觉冲击”并不总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效果,但可以视为其他重要因素的辅助条件,如对色彩的重视。毫无疑问,另一种有关利用这种彩色技术的说法也应该予以重视,就是透明影像的根本属性。它可以让影像像电影一样,在幻灯机里连续不断地播放。被纪实摄影的历史忽视了的后者其存在同样重要,事实上还成为卡恩和布容整个项目的基础和论据。通过语言激活一个将影像作为文献的教育项目,只有在评论发布的瞬间才能找到其完整的意义。

  斯特凡·帕赛特《地球档案,北京郊区白云观入口柱廊》1912年,彩色底片,9×12厘米,布洛涅·比扬古,阿尔伯特-卡恩博物馆

  全球归档都基于众多媒介的交叉,况且通常情况下在世纪之交,在这种百科全书式的势头中,是难以将摄影与其他一些新的录制技术分离的。一切都将激起这种综合采集和描述全球的梦想,如电影。摄影师兼放映员波兰人博莱斯瓦夫·马图谢夫斯基(Boleslaw Matuszewski)为此在1898年提议建立一个国际寄存处,挽救所有具有“文献价值”的电影和留声机。自1899年,第一个声音档案馆首先在维也纳建立,一年以后在柏林也成立了这样的机构。

  即使这些项目都因为科学和教育方面的原因而得到支持,它们也是出于保存的目的,出于对加速保护消失事物的强烈意识,同样基于发展中坚定不移的信念和特有的现代特征,以及在宣传推广中大量使用紧迫性的言辞:应该完全记录下来所有注定要过早消失的一切。

注:本文选自《世界摄影艺术史》【法】安德烈·冈特尔、米歇尔·普瓦韦尔|著,赵欣、王帅|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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