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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摄影师没有必要一味追赶国际潮流

来源:腾讯图片微信公众号       责编:腾讯图片       2016-12-04

2016年的荷赛,中国摄影师的投稿第一次超出了美国,成为最庞大的一个群体,占了投稿的五分之一,这是很庞大的一个数据。有好照片,也有很多照片是不够资格来参赛的。”这是2016年世界新闻摄影大赛评委沈绮颖的感叹。

美国亚洲协会“中参馆”的资深视觉编辑大卫·巴雷达也对来自中国的投稿印象深刻:“我有时候会觉得很惊讶,居然有人发一张图片过来,没有任何文字说明。”

渴望在国际舞台上获得认可,成为近几年来中国摄影师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总体形象,但这形象同时让人觉得缺乏准备,不免鲁莽。11月21日,腾讯图片在连州国际摄影年展期间举办了《打入国际,中国摄影师还需要准备什么》主题论坛,邀请到来自国内外的策展人、国际大赛评委、摄影师和资深图片编辑,集中探讨中国摄影师的发声渠道,从选题、拍摄风格、渠道、国内外评审方式甚至沟通方式入手,关注中国摄影师如何走向国际。


摄影师应时常向内看,得不得奖不是最要紧的

连州国际摄影年展艺术总监、知名策展人段煜婷认为,中国摄影发展到现在“人人向外看”之时,最紧要的反而是向内看,得不得奖不是摄影师应该马上考虑的事。“你要首先问一问自己。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看到很多问题的时候,你有没有一种强烈的表达渴望?如果你能找到这种表达渴望,那我相信你可以去深入创作一个让人动容的故事。而当这个作品出来,如果足够好,它自然会引起关注。”

段煜婷还抨击了一些现象——某些机构为了迎合人们对奖项的追逐,总结出来一些“招数”和“攻略”,甚至“一条龙服务”,教大家怎么在大赛中攻城略地。“国内有些机构把这些奖项都印歪了。这远离了纪实摄影的精神,对年轻一代的摄影师伤害尤其大。太糟糕了。”

在段煜婷看来,国际上一些摄影节反而开始一点点地走向回归——设置明确主题关心当下社会问题。这更说明中国摄影师没有必要一味地追赶国际潮流,而是可以在朴素的样式上把纪实精神坚持下去,走下去。

段煜婷认为,在当代语境下做纪实摄影是不讨巧的。但是摄影师在艰难探索着,一些社会机构也在努力提供支持,这很令人动容。


不要管国外媒体对中国什么感兴趣

摄影师韩萌认为,与其思索国外媒体对中国的什么东西感兴趣,不如先抛开这个问题,先问问自己所想呈现的价值观是什么。

在新京报做了11年报道以后,韩萌在2014年申请到美国一笔奖学金的项目,做了一年半的访问学者。赴美前,她认为语言是最重要的。但在一年多的学习中,她逐渐意识到语言只是基本技能,更重要的是要学到跟美国人恰当的交流方式,还有他们关注一些问题的方式。

期间,她完成了关于美国家庭收养中国弃婴的图片故事《流美孤儿》。

“我拿着自己整理出来的170张照片,给纽约时报的一个编辑看,心里其实很忐忑,不知道自己这种传统的拍摄方式美国人能不能接受。但他当时的反应给了我很多自信。” 这组照片发表在纽约时报之后反响非常好,直到现在还有很多美国家庭在跟韩萌联系,想跟她讲述自己的故事。

对于什么是好故事,韩萌这样认为:用很宏观的角度找到非常细致的生活;用很具体的人物和很细致的生活细节讲述人类共同的问题。即使有语言上文化上的差异,你所传达的东西是能被所有人所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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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萌作品《江南弃儿》之一

在完成《流美孤儿》后,韩萌又申请了腾讯谷雨的拍摄基金,完成了纪录片《江南弃儿》的拍摄。她认为中国大地上在飞速变化,人们的命运在飞速变化,摄影师自身的环境也在飞速变化。“不要认为没有机会,只要你有足够的决心和格局去讲好一个故事,会有各种力量为你加油的。” 


从个体故事去表现一个更广阔的议题

1995年,出生于马来西亚的英国摄影师Ian Teh第一次来中国时,仅仅是被中国的文化所吸引。但他逐渐察觉到很多事情正在发生改变。“中国是体量很大的一个国家,即便在90年代,我也可以预知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会非常大。”

Ian Teh作品

Ian Teh关注中国的工业与环境十多年,至今已经出版了三部专题摄影作品。他认为摄影师要报道好另一个国家的事,应当做好两方面:一是要在当地媒体报道过的话题中去寻找到个人化的线索;二是要在拍摄个体故事的时候,创造一个更广泛的语境,去讨论更广的议题。

2006年到2008年,Ian Teh拍摄中国矿工。在这期间,他留意到当时有上百万的农民工在各个城市寻找工作。“他们每个人都希望通过打工让自己生活得更好,而这些煤矿和钢铁厂就成为他们实现梦想的大机器。但如果你去思考这些工厂的巨大体量,就会发现个体很容易在当中失去自己的身份,变成无名的人。当我意识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就开始想,我要怎样从视觉上呈现这个故事。”


本土摄影师应该有更开放的头脑和心

新加坡摄影师沈绮颖扎根中国九年,拍摄了尘肺病人和北京地下室等广为人知的作品。她认为作品要走向国际,有两种方法,一是图片本身很有视觉感;二是拍摄得非常深入。2010年,当时不少媒体都报道过尘肺病这个中国最大的职业病。但沈绮颖认为当时的报道都非常肤浅,感受不到这个病是怎么回事,病是怎么来的,得这个病的人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沈绮颖开始了这个题材的拍摄,一拍就是四年。她和拍摄对象何全贵一家一起哭,一起吃饭,甚至看着他自杀,经历了很多事情,成为他们家的一份子;素材也从最开始的图片加声音,拓展到大量的视频素材。

沈绮颖作品《一个尘肺病家庭的爱与绝望》

国际上越来越看重本土摄影师的观点,而中国年轻摄影师也拍得也越来越好了,但沈绮颖认为许多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反而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会看得比较清楚。生在中国长在中国,中国摄影师应该想办法跳出自己头脑里的框架去看一个事情。


向国外投稿别只盯着纽约时报

“许多人想要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作品,其实是因为他们只知道美国有个纽约时报,不知道还有专注于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媒体。就像普通美国人也不知道中国也有很多媒体。”

大卫·巴雷达在美国亚洲协会“中参馆”(ChinaFile)任视觉编辑。中参馆是一个专注于深度报道中国故事的非营利机构,每个月都会考察所有中国摄影师在媒体上发表过的图片故事,从中选择出十个最好的故事,翻译成英文发表。同时,美国一些盈利性的媒体会选择和“中参馆”进行合作报道中国故事。比如,某个美国媒体想来中国报道某个领域的故事,他们会通过“中参馆”寻找中国摄影师资源。中参馆搭建了一座连接中国摄影师和美国媒体的桥梁。

大卫·巴雷达还提到,拥有一个在线的个人作品集以及掌握一定程度的英语非常必要。哪怕仅仅是在初次相识时建立一个可沟通的基本印象。

“投稿和申奖都是系统工程...是梳理自己和了解世界的重要一步。”

刘禹扬和肖慕漪作为新一代摄影师的代表,有很多共同点——都是90后,都曾获得马格南奖学金,都与中外媒体保持着良好关系。他们分别从向媒体投稿和申请拍摄基金两个方面分享了心得。

刘禹扬认为投稿不是把照片发到编辑邮箱就完事了。在投稿之前,要明确自己的“目标媒体”,避免瞎投。投稿也分拍前投和拍后投,如果产生了拍摄某个选题的想法,可以先与编辑进行前期沟通,这个过程中可以收到编辑的反馈,同时也是摄影师和编辑建立关系的第一步。如果拍摄项目初步达成,摄影师还可以在执行过程中跟编辑同步进度,一起改进拍摄策略。

刘禹扬分享了一个重要的细节——投稿的单张照片边长最好在1000像素左右,文件大小控制在1M以内,太小容易损失呈现质量;太大则不方便编辑下载,且不利于自己的版权保护。而图片说明一定要对应好图片。总之,一切都应以“不给编辑添麻烦”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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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扬作品《精神病患者家庭》之一,图片选自摄影师个人网站

肖慕漪也强调,不能因为一些细节硬伤导致自己在第一轮被刷下来,比如文件和照片规格不符合要求。

之后,肖慕漪分享了申请写作的经验,列出了国际重要基金的网站。她笑称,很多基金对摄影师是千里挑一的,她申请过很多次拍摄基金,至今尚未成功。但她认为没申请到也不必灰心,每一次申请都是把自己梳理一遍的系统工程。

两位摄影师都提到:摄影基金的严格考核,是为了确保找到最合适的人:你关注的话题是不是有足够的价值?对于改善人类生活有没有帮助?摄影师本人是不是有足够的使命感?是不是有能力讲好这个故事?

而对于摄影师来说,准备申请的过程也是拷问自己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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