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邮箱:cpanet_org@126.com

您所在的位置:主页>>数字博物馆>>

四十年来从事摄影的回忆

来源:《中国摄影》       责编:九儿       2016-11-29

1480402057828979.jpg

起初我热衷于用摄影艺术表达中国画的风格,根据我国绘画中各项要求来拍摄景物,尤其是在构图上用中国画的章法来表现。这一点不但与我对绘画有浓厚兴趣有关,同时也与我经常和国画家所交往有关。在1930年前,我就和有成就的国画家们很熟悉,常在一起讨论画法。他们也很需要一些风景、动物和花果照片,供绘画参考,彼此的作品经常交换,因此我在摄影上也获得较多的启发。1930年后,我又参加了当时的中国画法研究会,对国画的传统艺术下过一些研究和锻炼的功夫,从以往的花鸟画转到练画墨竹。梅、竹、菊、兰是国画中四种小品,以墨竹比较难画。我选画墨竹的原因,一方面因我对于竹特别喜爱,它不花不实有清风劲节的气概;另一方面因我从事摄影余暇不多,墨竹笔法简略,作画不太费时间。关于宋、元、明历代名家墨竹真迹,常得到观赏,又多方搜集影印画册和翻版照片,作为临摹的稿本。刚开始练习,以元人《柯丹邱竹谱》当做宗法,写杆、画叶皆细心研求其笔墨的运用。以后才了解,名家画竹对真竹的生长情况,体察得异常细致,不但形影逼真,而潇洒的笔墨也格外有神韵。我在画竹的同时,还拍摄了很多关于风、霜、雨、雪中各种竹的照片,作为画竹的参考。当时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用在练画墨竹上。

1931年,东北“九一八”事变,给了我十分深刻的影响,摄影艺术观点开始有些转变。在这外患严重、国运飘摇的时期,我认为应该多拍一些下层劳动人民的工作和表现力量的作品,对观众多给些兴奋和激刺。摄影作品应当发扬我们民族的精神,应该对救亡运动有万一的裨益。

1936年夏,在我自己选订的《张印泉摄影集》第九集前言里,我曾这样写道:

“……现在我自己的摄影格调,似乎有些变了。以前的取材,完全求纯美的发挥,合乎画意的结构;最近的希冀,除美的条件外,仍求‘力’的表现。也许是受环境的激刺和常看各国杰作的影响吧。一个时代的艺术,常受着社会潮流的推荡而变迁。有史以来,治乱兴衰的时代不同,所产生的艺术亦因之有别。近代摄影艺术的表现亦何能外此。但是目下中国所需要的新的艺术,不是风花雪月,不是旖旎温柔;是披荆斩棘,是开创奋兴。我很希望拿这种主义来鼓舞自己,以从事摄影。我仍希望海内同志,皆往这条路上走,庶几使一般观众,得着些微振奋的概念……”

在1937年6月举办的《北平第一届摄影联合展览会》目录的前言里,我也说:

“……我们当国难严重的关头,所需要新的艺术,当然以发扬民族精神为前提……我们对于摄影的希望,是想凭藉着它的功能,对于民族所需要的艺术,略为宣扬,或对于国家社会有万一的裨益。”

当然创作思想的转变,并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受到各方面的影响。在那个阶段 ,除了古典文学之外,我也经常看新文学艺术作品,如鲁迅、郭沫若等人的文章,他们对反帝、反封建和对救亡运动的鼓吹,以及对新思潮的介绍,也给了我一定的影响。还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天津《大公报》本来有一个软性的副刊,叫《摩登周刊》,“九一八”以后就停刊了。停刊词里大意说:国难当头,不能再谈摩登。像这些都给我较大的影响。在“七七”事变以前,摄影艺术的观点,在我写的《现代美术摄影的趋势》一文里(刊登在1937年出版的第十五期《飞鹰》杂志上),我曾提出“简洁、明朗、生动、有力”四个要求,重点是放在“生动”和“有力”上。因为当时国内,所谓艺术摄影,大部分都属于逃避现实、消极的和无意义的,以及纤巧柔媚、软弱无力的作品,而反映社会真实生活、有积极作用、能够振奋人心、有力量的作品,实在寥若晨星。与当时进步文艺思潮有相反的倾向,在国难严重时期,这类摄影艺术实不合乎大众的需要,因而提出上列的四项要求。当然我那时艺术观点的转变,只不过是一种肤浅的理解,实谈不到有什么明确的认识,在个人作品中对所要求的也未能全部做到。至于摄影艺术究竟应该为谁服务,它有什么意义和作用,和摄影家应当具有什么思想感情等问题,都仍然是模糊的。

1480402057181410.jpg

在1934年至1936年的三年间,我走的地方最多,拍摄照片的数量也最多,在当时各画刊和报刊的采用量也比较大。但绝大多数都是一般的水平,而真正满意有艺术价值的作品,实在是寥寥无几,这主要是:没有明确思想作为指导,在创作上有些盲目进行,对艺术形式的考虑比较多,对题材的鉴别上则往往漫不经心,以致对许多重要生活内容视而不见,未曾拍摄,现在回想,深感遗憾。

在那几年中,我在各地拍摄以劳作为题材的照片虽很多,但都是偶然遇到,只不过记录出表面的动作。如这张《前进》照片(见下图),是1935年在汉口青年会楼上拍摄的,所表现的是四个拉排子车的工人,正在奋力前进。这张照片被1936年4月在上海创刊的进步文艺杂志《作家》所选用,他们是从《美术生活》画报上翻照下来的。

由入选这幅《劳作》照片,可以看出我当时进步文艺思想的倾向性,同时更鼓舞和增加了我对这类题材创作的信心。其实我对这张照片并不太满意,我认为在意义表现上是比较鲜明的,但艺术造型上并不高。

在这个阶段,除了进行艺术创作之外,我还拍了不少属于记录性和报道性的题材,偏重当时落后、黑暗和人民的困苦生活方面。我那时拍摄这些照片,倒不是为了故意去揭露,而是经常看到这些现象,觉得触目惊心,只是把实际见到的情景记录下来而已。这些照片都是遇到随手将它拍下,在事前并未加以了解和研究,因此,所反映的不但不够全面,也不够深刻。

就拿武汉大水(1935年)的照片来说,这些都是当时实际情况。那一年汪洋大水,汉口、武昌以及荆州、宜昌等地,全都被淹没,汉口江汉的边路和江水连成一片,孩子们在马路洗澡、捕鱼。市外房屋被淹,很多人仓皇逃难,无家可归,在野外露宿,颠沛流离的景象到处皆是。

相关文章

头条more

重点资讯more

会员动态more

要闻more

会员作品赏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