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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来从事摄影的回忆

来源:《中国摄影》       责编:九儿       2016-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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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社会里,人民的生活非常困苦,无衣无食,饥寒交迫的乞丐到处都有。我也拍了些这类照片,都是在路上遇见的。如《雪中行乞》是1935年下雪天拍摄的,爬行的是一个缺腿的残废者,在冰天雪地寒冷的冬天,缓缓爬行向路人乞食,这种凄惨情况,实令人痛心。《流难》是1934年在河南由火车上拍摄的,穷苦的老人,也成了丧家之犬。像这些景象,一出门就可见到。当时拍这类照片,并没有什么目的,只不过觉得可怜,顺手将社会真实现象记录下来。

关于参加和举办摄影展览。1931年秋季,我在北京中山公园的春明馆举办了第一次个人影展,展出了56张照片。这次影展是在画家们的怂恿下举办的,其中受到好评的照片,除《雪竹》外,尚有《凫塘点雨》和《泰岱观云》等幅。我现在还保存着这次个人影展的目录,可惜当时报刊上的反映都遗失了。这次个展的题材,绝大部分是风光、动静物和人像等,很少现实生活的作品,因那时尚未正式拍摄这项内容。1933年春,我还参加了天津市美术馆举办的联合影展,我拍的《雪竹》在这次影展中得到了第一奖,是一个银盾,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1937年初夏,刘旭沧从上海到北京,银光社(当时北京青年会系统的摄影团体)约我们开一次座谈会,在会上决定举办一次南北摄影家联合影展,定名叫“北平第一届摄影联合展览会”,发起人有叶浅予、刘旭沧、蒋汉澄、魏守忠、舒又谦和我等11人。这次影展于1937年6月24日在东城青年会二楼展出,共有20多人的一百二十多幅作品。我的作品展出了15张,有《力挽狂澜》《劳作》和一些农村及山景。

这次影展中有一位署名叫“小方”的作者,他是一个20岁左右的青年,送来的作品都很进步,题材内容都是表现下层劳动的,如《塞北风云》《联合战线》《地下锻炼》《这是我的武装》《保卫内蒙古》《任重致远》《齐步前进》《吃白面的不是扛面的人》等。在国难严重时期,像这样反映现实、具有鲜明的思想性、对观众能起些激刺和振奋的作品,实在如凤毛麟角。即使在表现技巧上尚不够纯熟,但在当时的意义上则很有价值,所以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曾认为,他是一位杰出的摄影创作者。可惜此人早就故去了,实令人追念不置。

记得在这次影展将闭幕的时候,日寇在卢沟桥已响起了炮声,而演变成“七七”事变。这使全国摄影者遭受了很大的劫难,摄影创作正在滋长的幼苗被魔手斩断,尤其是华北更首当其冲,全国各画报和摄影杂志,也都停刊。受铁蹄蹂躏的沦陷区,已成为暗无天日的世界,留在这里的摄影者,绝大多数都销声匿迹,忍痛蛰伏,一直到八年之久。可是1945年虽然光复了,但物力艰难,民生凋敝,加以反动统治的摧残,以往所怀的幻想,都成为泡影,在摄影事业上不但未看到发展,反而比以前更为衰落。可以说从1937年至1949年十一年期间,我的摄影创作等于停顿阶段,只有在1949年解放后,才有了光明的前途。

我参加国际影展的时间比较晚,1936年才开始。早些时期也有人曾经常怂恿我,但因为没有把握不敢尝试。到1936年的夏季,选送了四张作品寄到伦敦国际沙龙影展,入选了两张,一张是《力挽狂澜》,当时的英文题名是“暴风雨中的挣扎”,曾刊入该年《英国摄影年鉴》中。一张是《劳作》,英文题名为“苦干”,这张照片在展览会上被人买去了。还有一张《负重村姑》,英文名叫“东方的剪影”,被皇家摄影学会选做1937年日历封面,并在月赛中得到首奖。他们还要我写一篇介绍自己拍摄制作展览照片的经验,此文曾刊登在1937年4月7日该会主办的《摄影爱好者》周刊杂志上。另外一张《恋》(蝴蝶)同时刊在这期杂志上,参加的这四张照都有它的下落。

这两张入选的和月赛得奖的照片,都是劳动生活的题材。当时世界摄影艺术的趋势,由模糊、油渲、软性的形式转入明朗、清晰、生动、有力的表现。我对题材的选择和表现的要求,一部分受了这种影响。

1937年我参加伦敦沙龙的作品中,入选的《雪地惊鹅》照片,也被刊入当年的《英国摄影年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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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以后,我参加国际影展的活动也停顿了。在事变前数年间,中国旅行社曾征集到国外展览的风景照片,我也给过他们几次。

在这个阶段我使用照相机的种类比较多,由大型逐渐为小型,其中包括9×12厘米的折合式、8×10.5厘米的单镜头反光式、6×9厘米和4.5×6厘米的卷片式,及35毫米的徕卡等。从1932年开始用35毫米相机,以后它就逐渐成为我主要的摄影工具,但其他类型的也经常使用。另外还有一台立体照相机(4×4厘米),专为拍立体像用。

最初用的是Ⅱ型黑徕卡,能联动测距,快门速度由1/20秒至1/500秒,50毫米标准镜头(而玛),有效口径f/3.5。卷片和上快门联动、不曝重光,并能停片和记数,用起来非常便利。每卷能拍36幅,对喜欢多拍的我来说,是非常有用的。当时拍照常用的照相机,大尺寸的(8×10.5厘米)格雷弗莱斯反光镜箱,拍摄人像、花鸟、静物和远处景物(换用长焦距镜头)时都用它;拍照山景则多用6×9厘米卷片镜箱,因其视角较大(那时我无广角镜头),并且携带较轻便;拍摄风光、各种动态和生活等照,则皆用35毫米相机,因其特别灵便快捷,不失机会,还可以多拍,用的时候最多。1934年,我换了一架Ⅲ型镀铬的徕卡,它增添了从1秒到1/20秒的慢门,在较暗处摄影也很需要,但尚没1/1000秒,对于高速度物体(如飞鸟之类),要想使成影清晰,仍感觉不够。到1937年,我又换了一架有1/1000秒ⅢA型的,现在仍然使用,快门还相当准确,始终未加修理。1938年后我研制了许多自动焦点的望远镜头,都是利用这架相机。但当时我用的仅一个f/3.5的标准镜头(它的成像清晰度比f/2的好),没有原厂的广角和望远,因这种附件价格颇昂,无力购置,遂引起了自制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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