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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盘棋:永远站在第一线

来源:未知       责编:未知       2009-04-24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前夕,美蒋特务在“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杀害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解放后,人民政府组织力量挖掘烈士遗体进行安葬。时盘棋 摄

时盘棋:永远站在第一线
时盘棋/图并口述 陈小波/整理

16岁,参加革命拿起相机
  我当兵拿起相机的时候只有16岁。
  我1932年6月在河南长葛出生,我16岁时父亲被国民党保长、恶霸地主绑架枪杀。我当时在城里正读初三,怕加害于我,有时一晚上要换两个地方睡觉,心里已经种下了报仇的种子。
  参加革命的日子我记得很清楚。1948年12月3日,我们家乡解放。4日听了解放军到学校讲的革命道理,5日我就回家和母亲短暂告别,6日就约上从未出过远门的13个十五六岁的男女同学步行240多里地,走了三天到达开封,9日我就在那儿参军了。
  几天后,我们进入禹县进入中原军区青年政治学校学习。淮海战役后部队扩大,需要摄影记者。1949年2月,战地摄影记者袁克忠到我们学校为二野招摄影员,学校推荐我去。我本来光想打仗,当得知“照相也可以参加战斗”后,思想就稳定了下来。训练班招了十人,我是班长。讲课的有袁克忠、裴植、周鸿。一个月里,老师们给我们讲了简单的摄影技术。练习时全班只有一个卷(12张胶片),一人只准照一张。学员中马庆云是从照相馆来的,比我们懂,剩下的两张他都照了,大家还批评了他。
  3月我被调到三兵团政治部工作,渡江南下前,我才从野政领了一台120折叠式相机,是从日本人手里缴获的。

 

1950年四川省合川县南坪乡农民在土地改革庆祝大会上烧毁地主地契。 时盘棋 摄

 

1956年9月30日,应邀来中国访问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加诺在毛泽东主席陪同下乘车通过北京市区,受到市民热烈欢迎。 新华社记者 时盘棋 摄

学会照什么不容易
  1949年4 月,部队刚渡江不久,以最快速度南下。行军途中兵团政治部主任阎红彦把我叫到身边聊天时跟我说:“学会照相容易,学会照什么不容易,你要照部队生活,照战斗,照有政治意义的东西……”
  “照有意义的东西”,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这句话,一生都在琢磨。
  十六七岁身体好,什么也不怕。我拿着相机,哪有事往哪跑,老想跟着连队走,想方设法往前冲。1949年3月,我跟随警卫团南下伊始拍摄了二野官兵告别中原的情景,也表达了我当时告别家乡的心情。这是我现存比较早的照片了。8月我拍摄了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号召指战员“打到大西南,解放全中国”的镜头;9月,二野某部乘火车由浦口到孝感,闷罐车密不透风没有厕所,下雨还漏水。车走不动的时候,我拍了战士们推着火车前进的照片;经湖北应城时,我拍了老百姓纷纷向军旗献花的场景;10月,部队由湖南向西南进军,这是解放战争最后一仗,为了拍到打仗的照片,我找到兵团司令陈锡联,磨他同意我跟“前指”走。进川后我又请兵团政治部副主任钟汉华给我写了介绍信,跟着12军103团走,我这才有机会拍到解放重庆外围的照片,成了第一个进驻重庆的解放军摄影记者。

 

开滦煤矿矿工们从井下上来后照太阳灯。  新华社记者 时盘棋 摄(1957年8月26日整理)

 

天津市东郊区新立村人民公社的姑娘们要坐在水稻高产田的稻穗上照个相。 新华社记者 时盘棋 摄(1958年10月3日发)

17岁,拍了一生中最重要的题材
  重庆是1949年11月30日解放的。就在11月27日,重庆歌乐山发生了惨绝人寰的惨案——300多名关押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革命志士被美蒋特务杀害。这是当时重庆最重要的事情,事态怎么解决?烈士的尸体怎么处理?那次拍摄是我最难受、最感动、最惊心动魄也最难忘的一次。
  12月7日是个阴天,我们来到歌乐山下国民党特务盘踞十年的“特区”,也就是与世隔绝多年刚被打开几天的人间地狱——渣滓洞。我至今都记得那个恐怖惨烈的场面:一片被烧毁的房子,由高高的白墙围着,周围是岗亭和碉堡。一进去就看到不大的院坝里到处是烈士遗体,血迹未干,硝烟犹存。死在牢房里的烈士,头和手脚都烧成灰烬,一块块尸骨好像乌黑的木炭。原来,27日晚,美蒋特务把两层楼里的犯人都集中在楼下八间囚房中用机关枪扫射,并浇上汽油焚尸。在“白公馆”附近,群众正为烈士遗体裹上白布。
  我满腔怒火,不停地拍摄。
  12月11日,在特务头子戴笠的公馆“戴公祠”,9月就被杀害的杨虎城将军的遗体被挖出来,双手反捆,皮肤成了土色。将军秘书宋绮云夫妇和他们8岁儿子宋振中的遗体也被挖出来,骨肉都已经分开了。宋振中就是那个可爱的小萝卜头。
  就这样,一个17岁的小战士,从几十里路外,坐很远的车到歌乐山,拍完了再回到军管会。一个多月里,我五次来到歌乐山。卫生员每次给我身上洒上消毒水,可每次拍回来身上全是臭味。
  12月7日我随陈锡联一起来渣滓洞时,无意中喊了一声“陈司令员”,他说:“别叫,有很多特务。”后来听说那时他曾两次被特务打黑枪,但没伤着。我就在那样的情况下拍了50多幅照片。后来很多人问我当时怕不怕,我都回答“不怕!”拍摄这些照片是任务,但我如同面对自己亲人受害一样,也是在用情感拍摄。
  当时我并不知道拍摄的照片做何用途,就是觉得这件事必须要记录下来,要把国民党的残酷暴行揭露出来。
  那些照片除当时重庆出的一本小册子《如此中美合作所》用过外,很少发表。但我一直关注有关“中美合作所”的消息。1963年《红岩》出版,我读了以后勾起心中波澜,马上写了拍摄回忆,在《天津日报》、《大公报》发表。新华社摄影部葛力群立刻拿去我相关的现场照片发稿。
  后来我把照片给了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一些。1996年他们举办的“红岩魂”展览震撼北京,馆长厉华拉着我的手说:“没有您拍的这些照片,我们这个展览就搞不成。”有人曾建议我和纪念馆谈作品版权稿费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连想都不该想。烈士们为了我们的今天牺牲了,几千万人观看展览,我的照片起到了教育作用,这比给我多少钱都重要!我应该感谢纪念馆的同志才对。
  这些照片也教育着我自己。那次拍摄影响我一生的信仰和人生观。我受过委屈,有过不顺利的时候,但和那些先烈们比,他们为了信仰、为了人民连生命都献出了,我这些委屈算得了什么?

剿匪—土改—康藏铁路—入朝
  三兵团接管重庆,我拍摄了国民党对重庆实施大爆破后成千上万人无家可归、21兵工厂大爆炸、工人保护电厂、抢修工厂、恢复生产、欢迎解放军进城等场景。可以说,重庆解放的第一批资料许多在我这里。
  年轻的我被革命热潮感染着,我意识到摄影记者只有到艰苦最危险的第一线才能拍到好照片。剿匪、土改、成渝铁路、康藏公路、入朝……那是我一生做记者有干劲、最辉煌的时刻。
  为什么要剿匪?1950年1月,出去征粮的干部没有回来,我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当时被击溃的国民党整师整团地潜伏下来,和当地的恶霸惯匪结合起来,形成具有土匪性质的反动武装,盘踞一方,捣毁县、乡政府,恐吓老百姓,杀害我们的干部。西南军区首长因而命令所属部队立即展开剿匪斗争。
  四川省1949年解放,可有人说,四川的仗是1950年打的,指的就是剿匪。1950年3月开始,我跟着部队,连续九个月在四川、贵州的崇山峻岭、平坝乡村之间,拍摄了围剿、夜战、押俘、公审、土匪投降、土匪悔过、农协建立、农民献粮等一系列照片。
  1950年6月17日是我18岁生日,而我正在黑夜剿匪的队伍中。刚下过暴雨,路上湿滑难行,我在黑暗中险些滑下山崖,幸好被一棵树拦住。我爬上来后忍痛前行,第二天才发现左腿膝盖肿得高高的(后来三个月才好)。我在日记里写:这是我经历的一次严峻的生死考验。
  9个月后我参加了土改报道,亲身经历了农民翻身做主人的过程。1951年初,我参加了西南地区土改试点县合川的土地改革报道,拍了发动群众、访贫问苦、农民斗地主、分地分房、烧地契、庆土改胜利的照片。
  1952年8月,在完成成渝铁路通车报道后,我又到康藏高原,拍摄解放军在藏族民众支援下,修筑康藏公路通车昌都的图片。10月初,在一个叫“石门”的地方,战士们腰上拴着绳子在悬空打着炮眼,两边是高山,中间是深渊,我被感染并记录下了眼前的情景;11月,我向当地领导要了几匹马到20公里以外的山上选好拍摄点,通车那天早上,我跑到事先选好的地方,拍了在海拔4600米的达马拉山上,数百辆汽车在蜿蜒的公路上行驶的照片。
  1953年1月,我又接到调令到朝鲜换班。在朝鲜,什么感动自己我就拍什么。先到东海岸拍了部队登陆设防备战,又到60军拍夏季反击战活动。7月,朝鲜停战,我被调到《解放军画报》开城记者组工作,报道板门店谈判、遣返俘虏。
  从参军拿起相机到50年代,我幸运地记录了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几十年后,再看那些照片,自己仍然会动情。

 

烟台海洋渔业公司渔轮三中队船员捕获一条大鲨鱼。三中队连年刷新生产纪录,1970年9月底已经超额完成全年捕捞任务。  新华社记者 时盘棋 摄

 

黄河下游山东省的治黄大军,为提高泄洪能力,正奋战在黄河北岸河道展宽工地上。 新华社记者 时盘棋 摄

到新华社,工作仍然在激情中
    1955年我在政治学院工作,摄影任务不多,我和孟宪全找到石少华,新华社摄影部正好缺人,我们就调过去了。
    50年代,新中国很多事情陆续发生。作为一个新华社摄影记者,我满腔热忱先后在北京、河北、天津,深入工厂农村,真实地记录合作化、公私合营、公社化、大跃进、大炼钢铁、干部下放……
    1956年1月,我在北京采访手工业生产合作化高潮,那时我转业不久,还严守新闻真实的原则。在拍摄崇文区手工业者申请加入合作社的照片时,我真实地记录了现场情景:几个申请入社的人感到前途未卜,多是愁眉苦脸。可现场有新闻记者嫌场面不够热烈,就把旁边观者拉到一起排长队“申请入社”。我拍的照片气氛显然没有别人的好,编辑当时还批评了我。几十年过去,我仍然认为我的那张要好于摆拍的那些。
    1958年,我随中国文联代表团到张家口地区访问时,一路上郭沫若处处表现出虚心向工人农民学习的思想,就在他给涿鹿县水库工地上的农民讲话作揖时,我拍了《郭老拜师》的照片。2005年那张照片被选为20世纪华人摄影经典作品。
  60年代初,我想我有责任报道煤矿工人的生产生活情况,先后到开滦、井陉、峰峰煤矿下井几十次,弯着腰走路,满身是汗和煤灰,发稿90多张。其中《矿工一日》、《矿工颂》均被《人民日报》成组刊用。
  1963年8月河北大雨成灾,我从天津坐船出发,三天三夜才到保定,和军队官兵、群众一起吃住,拍摄他们趟着水抢救物资、在泥水里拉铁轨、打桩保护津浦路等照片。
  记录历史,必须到社会变革第一线去,报道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实际生活中急需解决的问题。做到这一点,我的体会是在战争时代要不怕死,在建设时期要不怕苦。

 

1987年9月10日,山东胜利油田营12-11井在大修时突发井喷,油田干部和工人奋不顾身冲上井口战井喷。 新华社记者 时盘棋 摄
 

1949年11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重庆。新华社记者 时盘棋 摄
 

13,山城重庆经过40年建设,已成为西南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水陆交通枢纽和对外贸易港口。图为重庆一条热闹的商业街。 新华社记者 时盘棋 摄(1989年10月20日发)

记者应该把记录事实放在第一位
  共和国走过了艰巨历程,新闻摄影也走过了坎坷艰难的历程。世界上没有那么直的路。弯路总会有,但都是过程。而摄影记者应该拥有记录精神,不论在任何环境下,都应该如实记录身边发生的一切。
  1958年我拍摄了《在稻穗上照张相》。当时我的发稿图说是:“……姑娘们要坐在稻穗上照个相。据介绍,这块1.04亩水稻高产实验田,是采取‘移秧并田’的办法,将40亩水稻移植在一起的,从9月23日到30日共收打完1.025亩(其余0.015亩留下供参观),共收打干谷127437.5斤……”实际上40亩水稻移植在一起也根本不可能产出12万多斤的稻谷,即使水稻亩产1000斤也要120多亩。当时这块地的稻子密得不能再密,周围又有防倒伏的措施,所以稻子上才能坐人。
  我当时在一连几天的采访中也做了调查,有的社员说是40亩移植的,也有说是100亩移植的,但干部统一讲是40亩。我们心里明白,却要和发稿口径保持一致。
  现在,我仍然认为我拍这张照片是有历史意义的。它毕竟忠于了那段特殊历史,记录了一个真实景况。
  而另外一张照片没有拍下来我至今遗憾——“文革”中,我在北京军区亲眼看到的批斗彭德怀的场面,看不惯不能理解,觉得拍了也发不了稿,就没有动相机。那时我的不理解,让我对当时发生的很多事情视而不见。
  现在看来,那个场景不拍是不对的。一个记录者,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把记录事实放在第一位。记者应该是尊重客观历史和现实的人,尤其是摄影记者,没有把真正见到的事实记录下来是一种失职。对于社会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不论赞成与否,理解与否,都要尽可能拍下来,否则就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现在想起来,我一生中不知漏掉了多少历史事件和珍贵瞬间,可以说是终生遗憾!

记者必须站在第一线
    1988年,我从几十年拍的照片中选了十幅,命名为《起步——1949~1958》,参加了《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赛》。我的照片被认为“真实地记录了共和国建国初期起步年代的艰难历程”,获得大奖。没有得奖,期待获奖;获了奖,却勾起我无法弥补的历史遗憾。你们问为什么我后来的照片不如50年代的那么激动人心,对此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反思。
  反右斗争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是非颠倒的岁月,新闻真实、现场真实都可以不管,没有标语口号、主席像的照片很难发稿,我们自己也写标语布置现场。战争年代我可以不为发稿而拍摄,到了六七十年代,需要报道什么,有指示了,有发稿指标了,为了配合任务,摄影记者开始组织加工、干涉新闻现场、拍表面现象。基层的同志还帮我找那些适合宣传的“典型”。为了配合在画面里表现丰收,群众把粮食袋、水果筐越摆越多,有时还在麻袋和筐里装上草……我自己却当没看见。
  为了发稿需要,后来我拍了很多《……掠影》、《……成效显著》、《……新貌》、《……发生巨大变化》,镜头越来越少对准人,画面必然不会生动。现在分析起来,每当我真正走到第一线挖掘题材,发自内心非拍不可,深深投入感情心血拍出的照片现在仍然是好照片。那些照片离百姓真实的生活很近,有历史价值。而那些宣传的、为政治服务的、只为发稿而拍的东西就很表面化。
  摄影记者必须忠实于生活,忠实于历史。对生活中的事物可以选择,但决不能弄虚作假。那种干涉现场、摆拍场面的做法把新闻摄影引进了死胡同。不解决这个问题,新闻摄影永远走不到正道上来。一代代新闻摄影记者在探索我国新闻摄影的规律,我身在其中沉浮几十年,有欣慰有反省,有骄傲有无奈,有坚持有迷惘。说到底,一个记者想做好必须站在第一线,必须心里装着老百姓,和他们心连心。
  这点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渐明白了,把镜头更多地对准百姓生活,拍了《三个女社员 自荐当队长》、《老俩口种出高产田》、《摔掉铁饭碗以后》、《五对掏粪工的亲事》等图片。1987年我在胜利油田突然听说两口油井发生井喷,立刻赶到拍摄,拍完时我几乎也变成“油人”。后来听编辑说我还是新华社第一个拍到“战井喷”的记者。
  对比最有意思了。从1951年到2001年一直追踪拍摄普通农户黄光学家50年的变化,对我教育很深。1989年4月,我带着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拍摄的一系列照片重访重庆,又在同样地点拍摄,进行了新旧对比。《重访重庆》系列被《经济日报》头版头条连续登载,并配发报社总编范敬宜亲自写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评论员文章。


   
 

时盘棋2007年在济南。

我走的路,对!
  我永远不会忘记,是共产党和解放军把我由一个16岁的孩子培养成一个摄影记者。我的路走对了,每个关键时刻的选择是正确的:参加革命;学摄影;从事摄影;转业到新华社。虽然走过一些弯路,但总的来说我不后悔我的选择。因为我的爱好、我的责任,都在这上面。
  在新华社几十年,我拍摄了很多重要的政治人物和文化人物,记录了很多重要的历史瞬间。1986年,我被评为全国首批高级记者。我1992年9月退休,1993到2002年又担任《中国图片报》(后更名《体育快报》)山东记者站站长。从2002年到2004年,我应邀任中央文献出版社《天下之脊——刘邓大军征程志略》套书的副总编,把我拍的100多张照片奉献出来,还动员老战友把他们珍藏的历史照片也奉献出来。
  底片我从来不丢!根据我的经验,发稿时没被选中的照片不一定不是好照片。我始终把这些资料看成最宝贵的东西,这几年又在解放军画报社和我的箱子里找到50年代的一些照片和底片。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始终坚持把采访笔记记好。解放战争和解放初期的事情我记得这么清楚,就是因为我一直写日记;即便在朝鲜战场不让写东西,怕泄密,我还用小纸头记了很多。参加“艰巨历程”摄影比赛的照片说明,就是根据笔记来写的。没有这些文字,照片也就失去了价值。
  一个摄影记者要搞好事业,必须“方向正、业务精、作风好、家庭和”。我的母亲在我的事业和生活中一直站在我的背后,我的夫人和我几十年风雨同舟,两个孩子时间和时伟事业有成,让我少操了很多心。我永远感激他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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