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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苓:靠近火线拍摄照片

来源:未知       责编:未知       2009-02-10

 

 
袁苓拍摄到的画面。

袁苓:靠近火线拍摄照片
袁苓/口述并图 陈小波/整理


         
  一家人走了两条路
  我原名张元龄,1924年农历十月出生在河北省清苑县北邓村。我出身地主家庭,父亲还是旧中国国民党县级官员。我家兄弟四个,我排行老三。
  我7岁在本村小学读书,读了四年,第五年到张登镇上完小(小学毕业班)。1937年日本鬼子来了,就被迫回了家。不久来了八路军,他们鼓励办学校,让孩子们读书。我就在村里接着把完小基本上读完了。
  共产党来了,八路军来了,革命开始了,形势变化了。父亲、大哥都跑到被占领的县城里去,投靠了日伪。二哥因为参加伪“新民会”,也跑到县城里去了。我就和同龄的小朋友亲近八路军,听他们讲演、宣传,并参加少先队、青抗先等抗日活动,写标语,宣传抗日。后来,我又先后参加了区游击队和区文建会。我弟弟在我影响下也参加了地方抗日活动,从没有离开过家。
  1939年冬,我调到县文建会。就这样,我们一家人走了两条路。多亏有党的领导,同伴们的帮助,我这个十五岁的小青年才走上了抗日和革命的道路。
  在县文建会,办进步的文艺刊物,我刻版、油印,32开本。后来我就做小编辑,排版面,内容主要是宣传党的政策,抗日救国,为劳苦大众呐喊。当时也要和日伪斗争,但环境还不太残酷。

  开始摄影记者生涯
  在县文建会,我工作积极、主动,组织上重视我,让我更加了解党、接近党,把我作为培养对象,我也立誓永远跟党走。
  不幸,1941年冬,日本鬼子扫荡,对我区蚕食,大修公路,五村一堡,环境突变。我们被迫向外转移。1942年2月,我第一次离开本县到冀中安平县,投靠地区文建会。恰巧党和八路军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我就报名参了军。
  这时,石少华在冀中军区办第四期摄影训练班,招收有抗日思想、有政治觉悟、有文化的青年。我上完高小,算个小知识分子,就被招收了。训练班在滹沱河南岸安平县北郝村。
  石少华对发展冀中军区和晋察冀摄影事业有很大的功劳,是我进入新闻摄影的引路人。我们那一期招了80多人,是继1940年首期之后学员最多的一期(第一期只有8名学员。)石少华是我们的班主任兼教员,教员还有梁明双、焦国珍。李峰、董青、李学增都是我的同学。那批人后来在战场上有牺牲的,负伤的,现在活着的也不知道有几个。
  梁明双和董青、我组成三人小组,负责记录。每次石少华讲完一课,我们三人就对笔记,整理出一份授课教材,交石少华审阅后,再发给大家传抄自学复习。每讲完一课,大家晚上在老百姓家里的油灯下抄笔记,躺在炕上还在热烈讨论。
  训练班上,我第一次看见小型相机,石少华有一个徕卡相机,还看到了折合式的蔡司和方盒式的博朗尼卡。我在训练班上只真正实习过一次照相,没有胶卷,用放大纸照的。洗照片就在老乡的炕头上,暴光就把窗户上的窗帘掀起来那么一忽闪。
  训练班除了政治军事课程,基本上讲的是战争摄影,为什么拍照,但很多道理是在后来的实践中慢慢体会的。
  学了3个月,又赶上冀中“5·1”反扫荡。全体人员分散隐蔽,与敌人周旋。我身上带着一个手榴弹,但没相机。8月,我找到石少华,他就带着我。当时我们都要化装成老百姓,讲当地语言。可是,他一口广东话,很容易被敌人发现。我和石少华交流也有问题,有时也听不懂他说话,所以我俩要十分小心,以防不测。我们总是在转移,一路躲躲藏藏。没得吃,有时要吃野菜,晚上跑到老乡家里要口饭吃。
  将近一个月,我们到处找部队,部队还不愿收留。后来碰到17团,他们认识石少华,才收留了我们。不久,随部队过平汉路,跳出冀中,来到边区。当时,冀中军区临时机关成立摄影科,石少华是科长,我是干事。
  1942年年底我参加了冀中教导团,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每天都有操练。有时还要反扫荡,和敌人周旋。教导团在狼牙山附近,那一带全是大山。我在平原长大,没见过山。常常站在山顶上向东望,但望不见冀中大平原,也曾想过家。
  想想有些遗憾,从1942年摄影训练班毕业出来,1944年才拿起相机,耽误了两年,那两年应该拍摄的东西是很多的。
  因为两次反扫荡,又调教导团学习,直到1944年5月1日我才在教导团正式入了党。
  在教导团学习了一年多,1944年6月从教导团提前调出。上级先让我去了一趟晋察冀军区,要和我谈去冀中9分区的事情,我高兴极了。在阜平,我第一次见到沙飞。当时在军区摄影科,沙飞正主任,石少华副主任。我在花沟掌村参观了晋察冀画报编辑部和印刷厂——其实就是老百姓的闲房,院里有两台晒版机——我觉得很稀奇,很伟大。

        在战争中学习摄影
  我真正有相机是1944年7月。从晋察冀军区分配到冀中军区9分区政治部当摄影干事。组长是袁克忠,袁克忠一辈子勤勤恳恳,给我印象很深。当时发给我一台折合式相机,能拍12张。虽然正式拿上相机,其实我还处于明白又不大明白的状态:为什么要拍?拍了干什么?记得在摄影训练班上讲过的,可是真的到了实战还有距离,适应也有个过程。人们大都不是天才,都是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来的。
  经过的战斗实践拍摄我才明白:摄影为政治服务,为人民军队服务。宣传党的领导、战士的英勇、群众的支持。讲我们的胜利,也控诉敌人的罪行。用以宣传人民战争,鼓舞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斗志。
  当时拍摄是很困难的,每次只有一两个卷。但是这恰恰锻炼了我们过硬的战地摄影技术,怎么靠近火线,近距离地拍摄,怎么抓动态、抓感情。
  9分区呆了半年多,1945年4月,我又分配到10分区当摄影组长。那里地处平(北平)、津(天津)、保(保定)之间,是冀中地区最残酷的地方。当时10分区敌人属于强势,我们打击小股敌伪、铲除汉奸恶霸。大部分时间穿着便衣,主要做地下工作。
  直到1945年“8·15”,日本鬼子宣布投降,开始了大反攻。我们大家都很高兴,终于盼到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积极参加了当地光复失地的大小战斗。1945年8月,我10分区部队胜利光复安次县,城头上有我欢呼的战士,还有高扬的旗帜,我都拍下来了。

 
1944年9月,我八路军冀中军区第9分区部队,在文安洼地区粉碎日伪军扫荡后,继续追击逃敌。   袁苓摄

  做一个“会照相的战士”
  从抗日战争后期到整个解放战争,我参加的大小战斗恐怕不下百场,主要包括:对日伪大反攻、进军热河、大同战役、保卫张垣、平汉战役、正太战役、清风店战役、解放石门、察南战役、平津战役、解放太原、解放兰州、解放银川等。其间经过会师整编,我所在的二旅编入晋察冀野战三纵队,后又改编为六十三军,归属十九兵团。我拍摄的照片除丢失者外,上交晋察冀军区画报的大约在千张以上。
  那时作为部队摄影记者和战士没有大的区别,只是一个会“照相的”战士、战地政治工作者。摄影记者与部队指战员和人民群众没有什么距离,我身上带着小手枪,拿着相机,紧跟着队伍,哪里打得激烈,就往哪里跑。战地摄影要尽可能地要靠近火线最前沿才能抓到好照片。我在战斗中逐渐掌握了接近拍摄的方法。当时我们的相机也没有长镜头,不接近拍摄,常常拍不到真正的好东西。

 
1946年9月14日平汉战役中,我钢炮手蔡茂才单人架炮,边打边进,直抵敌城约30米处,为攻城荣立战功。   袁苓 摄 


  你看这张,1946年9月平汉战役中,我钢炮手蔡茂才单人架炮,边打边进,直抵敌城约30米处。我紧跟着,离他也不过几公尺,这样才能人景结合,表现我军战士的英勇(上图);

 
1946年9月平汉战役中,我军解放定兴县城。   袁苓 摄


  1947年4月16日正太战役中,22团突击连强渡微水河,直扑井陉东关敌阵。强渡攻打,近一个小时反复攻不下来,战士在水中纷纷倒下。我也在河边跑上跑下,十分焦急,多次和指战员们商量对策。这时,我一直呆在指战员身边,我是摄影记者,又是战士,抓得了这幅我军强渡的宏伟场面(下图);

 
1947年4月16日正太战役中,我军八旅22团突击队强渡微水河,向井陉县城东关敌阵进军。   袁苓 摄


  ……

 
1947年6月,在河北青(县)沧(州)战役解放青县的战斗中,解放军突破青县城垣。  袁苓 摄

 
1948年3月察(哈尔)南战役进军途中,露营中的我军战士在烘烤干粮。袁苓 摄


  1948年8月,在平津战役前的上下店战役中,我正在拍摄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猛扑敌阵的镜头。正巧我的战友郝建国在我的身后拍下了我的身影。后来郝建国专门放大了一张送给我。
  ……
  1949年4月,敌人火烧太原繁华街道柳巷,我军一面抢救群众一面追击敌人。我当即拍摄了一个妇女抱着孩子,在战士帮助下废墟中逃生的照片(下图)。几十年后,妇女怀抱的那个孩子长大了,还凭着这张照片找到了参战的部队……

 
1949年4月24日,太原战役中,敌人火烧太原繁华街道柳巷,企图阻止我军。我军一面抢救群众,一面追击逃敌。   袁苓 摄


  除了战斗,我还拍摄了很多人民群众支前、部队练兵等场面。我也常常拍摄一些富有生活情趣的照片。比如1946年9月平汉战役,我们胜了,缴获了很多武器。我发现一个小战士背的武器太多,站不起来,一个劲喊:“班长!拉我一把!”我毫不犹豫地拍摄了这个画面;


1946年9月平汉战役中我军攻克北河店车站缴获武器,这个小战士背得太多了,一个劲地喊:“拉我一把!”  袁苓 摄


  ……
  在战斗中,摄影记者又要照好照片,又要能躲枪子儿,这很不容易,只有一条:把自己看成一个“会照相的战士”。
  战场上越胆小越危险。战地摄影记者和战士一样,既能奋勇杀敌又能保护自己才是好战士。既善战、又能拍到好照片,才是好摄影记者。1947年我和战友黎民专门在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晋察冀画报社编辑的《摄影网通讯》上写了“火线采访应如何避免伤亡”的小文章:入阵地以后,要找好隐蔽而切实的防炮和防空处所;在接敌运动或突破封锁口时,要跟随先头部队,不要长时期停留在炮兵阵地或机枪阵地上;要从现实出发,抓住好的场面马上就拍,不要犹豫,不能摆布;个人不要离开部队乱跑;没有特殊值得拍的好材料,不要跟着一个营或一个连。
  记得战争时期,我军指战员们看到我们来到部队、特别是来到战场,都高兴得不得了,总会高喊:“照相的来啦!”在实际工作中,他们也常常会给我们很多指导和帮助,有了成绩,还为我们请功。平汉战役我记了“大功”一次,部队给我写了请功报告。应该说:为人民解放战争摄影,是值得用心血苦干的崇高事业。

         保护珍贵资料的光荣传统
  中国解放区战争摄影的奠基人沙飞曾提出“人在底片在,人与底片共存亡”的口号,可以看出他对底片的重视,不少同志还为保护底片牺牲了生命。
  战争时期为什么留下的照片少?一是胶卷都是从敌占区买来的,太少,我们照的时候尽量节省;二是丢失的多。
  我们用胶卷很节省,常常一个战斗已打完,但一个卷不敢拍完,怕接着还有战斗。换卷又不方便。
  每次打仗拍完了,冲洗了,选了,自己带在身上,等交通员来再转交到晋察冀画报社。从战区到画报社有时要走一两百里地,路上多险恶,有的底片就在路上丢了,有的交通员在途中就牺牲了。有时一个战斗打完,马上又要行军打仗,因怕丢失只好把选好的照片暂时存放在某个地方。
  我自己也丢过底片。1945年进军热河,过无人区,日本鬼子在那里实行人圈政策,我拍到老百姓苦难的照片,一个个骨瘦如柴,一家人一件棉袄,男人穿了,其他人只能在炕上盖着茅草……后来又连续行军打仗,结果把没有冲洗的胶卷丢失了,可惜极了。除了被晋察冀画报选用的一部分,其余底片也大都丢失,也很可惜。
  我拍摄的有关战争的照片已交到了《解放军画报》。后又整理了一部分,交给了新华社摄影部档案馆。
  
  战地摄影不能摆拍
  战争时期我们已经遇到了“抓拍”和“摆拍”的问题。
  认真讲,战争是残酷的,难免会有伤亡。不论抗日战争,或者解放战争,每次有指战员在前面倒下去,我都心如刀绞。为搞好战地摄影报道,既要千方百计拍到指战员们的英勇形象,又不能给他们添麻烦、瞎指挥,以致造成伤亡(我们就有过这样的例子)。
  因此,我主张“抓拍”而不能“摆拍”。如果“摆拍”,还要摄影记者干什么?还要不怕流血牺牲的口号干什么?当然这个问题很复杂,涉及到新闻摄影的真实观等等。我主张“抓拍”,但“抓拍”一词不太确切,最好用“选拍”——就是及时赶到新闻现场,在新闻事实发展进行的过程中,选择最能表达事实本质的场景拍摄,不干涉,不摆布。
  上世纪60年代起,在新华社就开始了“摆拍”与“抓拍”、甚至新闻摄影与艺术摄影的区别问题的争论,不知现在情况如何。
  说到这个问题当年我也有不妥之处。因为建国后,在和平时期的照片,在一般生产和生活范畴内,也有少数不是“选拍”的,也有所摆布,但还是要尽可能地照顾拍摄对象的实际情况,不损害事实的真相。
  
  进入新华社
  1950年6月份,我从兰州调到新闻摄影局。那时我是19军团摄影股股长。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很快筹建“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新闻摄影局”。局长萨空了,秘书长为朱丹、石少华、邵宇;并由陈正青、何惠、郑景康、张印泉、丁聪、胡考等分别负责新闻摄影处和人民画报两个摊子的筹组事宜。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你们要物色全国著名摄影家、摄影记者参加这项工作,人才越多越好。”
  先后调来的记者大部分都是在战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中很多担任过晋察冀画报、东北画报、华东画报的摄影记者、编辑,如东北来的齐观山、钱嗣杰、王纯德、刘倾瑞、李九龄;华北来的蔡尚雄、冀连波、袁汝逊、孟庆彪、袁克忠和我;华东的邹健东、西北的杜修贤……为了增加新生力量,陈正青还专程到上海华东新闻学院选来了一批大学生。
  1952年,新闻摄影局合并到新华社。为了给新华社各分社培养摄影人才,组织了几次学习班。我主持过两次,讲什么叫新闻摄影,摄影怎样为政治服务。
  在新华社,我从事过政治、外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摄影报道。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活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多项建设工程、例次庆祝典礼、粉碎“四人帮”以及改革开放初期的城乡活动。三次出国采访和一次边界斗争的报道。自1950年到1985年的35年时间,作为摄影记者大小型采访活动约有数百次,交回的照片有数千张。
  最为幸者是1953年我拍摄了《毛主席在首都人民庆“五一”劳动节大会主席台上》的特写照片,兴奋极了。相继拍摄的好照片还有1956年拍的《天津人民欢庆社会主义全面改造完成》、《长春“一汽”建成并试制出首批“解放”牌汽车》、《印尼总统苏加诺访华受到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热烈欢迎》、1962年的《翻身农奴做主人——拉萨地区藏族群众踊跃参加基层选举》、1963年的《大庆劳模——铁人王进喜》和改革开放后的《安徽凤阳县包产到户的杨锦礼新建楼房落成》、《新疆库车“巴扎”又兴旺起来了》、《建国35周年大庆,腾飞在新长征路上的巨龙》等等。
  1982年我被评为高级记者,1985年退休。
  
  一些感慨
  我离开新闻摄影近20年了,总结过去战时摄影——实际上也包括后来多年新闻摄影的基本经验,主要就有两点:一是高度的责任心,二是要做好五个“到”字——想到、赶到、看到、选到、拍到。可惜我并没有完全做到,或者没有做好,非常遗憾。一个摄影记者万万不要小看自己的工作。不要留下太多遗憾。
  我对自己的生活满意。
  有人说“活一天算一天”,我是“活一天赚一天”,过去没有流血牺牲,只落点小残废,身体还可以。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已经是大赚特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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