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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克忠:我永远是一名战地记者

来源:未知       责编:未知       2008-12-30

 

 
1951年7月,解放军第十八军进藏先遣支队行进在海拔5000米的冷拉雪山上。 袁克忠 摄

 

袁克忠:我永远是一名战地记者
                

  袁克忠/图 陈小波/整理

  摄影是革命的武器
  我1921年出生在河北深泽县南袁庄。父亲在村小学教书的时候就有共产党在村子里活动。我7岁上学,便知道列宁、苏维埃、共产党。中学没毕业,家穷只好务农。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参加了吕正操领导的抗日人民自卫军。半年后,这支队伍改称“八路军”。
  1938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5月,我考入冀中第八军分区的抗日军政大学,在学校里担任班长、排长。同年10月,我被调到冀中军区政治部学习摄影。我从不知道摄影是什么,组织派我去我就去了。当时苏静、沙飞、石少华等人在各个抗日根据地办了17期摄影训练队。我是第二期的,和我一起学的还有13个人。在训练队的四个月,我只拍过两三张照片,晒过一两次小片,看过几次放大,但我记住了石少华的话:“摄影就是革命的武器,你们都是革命的种子,将来要撒遍全国。”我还知道了:在采访中遇到危险,首先保护相机,人在底片在。在训练班,我学会了唱《我们是革命的摄影工作者》。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
  1941年5月,我调到冀中第八军分区政治部组建摄影组,先后一共七个人,我担任组长。刚开始,我们只有一台日式相机和几个日本胶卷。1941年11月,冀中军区摄影科号召各军分区的摄影干事亲临战场拍摄战斗过程。从此我就是一手拿相机一手拿枪的战地记者了。#p#副标题#e#
  
  化装成特务去拍片
  当时为了打破日寇的蚕食政策,我第一次参加的是“青大战役”报道。1942年,在日寇向冀中平原发动的“五一大扫荡”中,我们摄影组的宋义生身受重伤,刘殿魁壮烈牺牲。要完成任务,我只能穿便衣混在群众中。敌人在村民大会四周架起机关枪,我身高1米75,在人群中很显眼,被指认为八路军。当时敌人抓了10余人,其中两人当场被刺刀挑死。我被日本兵押着,往鼻子里灌凉水,昏死了四五次。最后敌人以为我死了,将我扔在了死人堆里。
  在我参加革命的时候,我惟一的弟弟袁时忠14岁时也参军了,在六分区当卫生员。1943年,他19岁就牺牲了。我家成分是富农,但是大门上挂两个匾:一个军属的,一个烈属的。
  我在战争期间保留下的个人照片,有穿军装的,也有穿便衣的。我们很多时候要化装执行任务,我甚至还化装成特务进行过报道。
  1944年秋天,美军观察组到冀中,冀中司令员杨成武亲自接待。美军提出要配合我们反攻,需要日控保定机场的照片,限3天拍完。我从石少华那儿接到这项任务后,就在保定武工队配合下,装成砍柴人,把相机塞进柴车混入机场。两天后,我拍的机场跑道、停机场、指挥塔和战斗机的清晰照片就送到美方。美军观察组杜伦上尉非常吃惊,开玩笑说:“我真后悔没让你把日本驻保定空军司令官的照片也拍下来。”当时全套照片洗印了两份,一份留给延安的美军观察组,一份转交司令部。
  
         当战地记者,受伤是常事
  1943年,我任冀中第九军分区摄影组长,我们小组共4人,平时各自为战,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聚到一起。我的活动范围是白洋淀地区,任务是拍摄报道当地老百姓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与当地赫赫有名的水上游击队——雁翎队联系密切。
  当时汉奸特务很多,我绝对不能暴露身份。我们的胶卷有限,在保证完成任务的同时,要把浪费减到最低。耳朵要灵敏,哪里有枪声,就要用最快的速度到达;拍摄战斗场面,也要眼疾手快、准确无误。我几乎每天都要往返几个村子,一天下来,少说也得走五六十里地。
  1943年10月的一天,我正在白洋淀的芦苇荡里拍摄老百姓清晨劳动的场面。突然几声枪响,凭经验,一定是几里之外发生了战斗。我马上收起东西乘船赶过去,可惜战斗已经结束。好在是突击队员登上敌船,鬼子举手投降。我赶紧举起相机拍,突然几颗子弹从头顶飕飕飞过,我急忙卧倒。只见从另一船舱冒出一挺机关枪,说时迟那时快,雁翎队队员赵波冲上去抓住了它。
  当战地记者,受伤是常事。1946年,在永年战斗中,我与突击队一起冲锋,在城西关战斗中负伤,两三天之后,继续拍摄攻城战。在枪弹扫射中冲过一条狭窄吊桥时,我被炮弹激起的瓦片石屑击中双眼鲜血直流。但我顾不上其他,先跳进河里把相机捞出来……
  我是一个摄影记者,也是一个战士。在战争中受过多少次伤,连我自己也数不清了。#p#副标题#e#
  
  人在底片在
  在战争中关于底片的保存,我们想过许多办法。有时候,胶卷刚冲完,听到敌人枪炮响了,需要转移,胶卷刚冲洗完还湿淋淋的,我们用麻杆挑起来就跑。
  “人在底片在。”很多在战场上摄影的人,为保护底片和器材都受过伤,有人还牺牲了。1941年,重伤的刘殿魁下了战场先来向我作检讨,因为手里的相机被子弹打出好几个眼。我含着眼泪让他先住院。后来他在一次执行任务中,弹尽粮绝,英勇牺牲;1942年,宋义生为抢救摄影器材腿被打断,是我最后签字让锯掉他的伤腿;1943年,沙飞为抢救胶片双脚负重伤;1943年,高明在行军作战时身受重伤,弥留之际把照片和底片交给抢救他的战友。解放战争时期,张宏、门金中、苏正平、郭春锐、孟振江全是在战地拍摄中牺牲的。
  丢失底片是最让我痛心的事情。1942年,“五一大扫荡”期间,很多底片带不走,我就用油纸把底片包起来埋在地下。本以为十多天“扫荡”就结束了,没想到有那么长时间。好几个月后回去一看,底片已经不能用了。1945年,我们进入反攻阶段,拍的照片也多了起来,可惜我们放照片的房子着火了,不少底片也被烧毁了……
  我们用命换来的底片在战争中丢失了很多,不然会留下更多的宝贵资料。
  
  利用战火发出的光亮拍摄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夜战是我军常采用的战术之一。当时技术条件有限,怎样表现夜间战斗,是我长时间考虑的问题。后来我把注意力集中到攻坚的突破口上,发现我们可以利用战火发出的光亮拍摄。

 
夜攻单县   袁克忠 摄
1947年1月,刘(伯承)邓(小平)大军在鲁西南连克曹县、定陶、成武、单县等城。#p#副标题#e#


  有人评论我的照片是“镁光与战火共闪”。我的一些照片就是在激烈的战火中拍摄的,有的离炸弹爆炸只有几米远。1946年冬天,我拍摄了《夜攻单县》。先头部队接近城墙,我紧紧跟着突击队,爆破组把城墙炸开一个口,火光熊熊,我站在缺口处,就着火光,把几米之外我的战友和敌人肉搏的场面记录下来。洗出来才看见,照片上有的战友高举手榴弹,有的战友正在刺杀。因为我站的位置,照片上形成剪影效果,这在我拍摄时其实是顾不上想的,我看了自己都很激动。
  1947年1月,晋冀鲁豫野战军由孙家庄过黄河,这天晚上敌机投放照明弹,把黄河水照得通亮。敌机不断扫射,我借着光亮拍摄了照片《夜渡黄河》。

 
夜渡黄河  袁克忠 摄
1947年6月30日夜,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人以出乎敌人意料的突然行动,一举突破黄河天险,揭开战略进攻的序幕。#p#副标题#e#

 
淮海战役  袁克忠 摄
淮海战役中,我军向黄维兵团猛烈射击。1948年11月6日到1949年1月10日的淮海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三个有决定意义的最大战役之一,解放了华中、中原地区。

  
  结婚
  我曾经一个月谈了六个女朋友,大部分姑娘都不嫁当兵的。1946年,部队给了我一个月时间回家解决结婚问题。经人介绍,我认识了20岁的杜银秀。杜家是深泽县城内的旺户,她当时已经是共产党员,而且愿意出来参加革命,同意和我结婚。我看她身体好,工作好,还是党员村干部,“行!”我们认识两天就成了夫妻;认识第三天,就领了结婚证;第四天我就上了战场。直到1949年解放南京,我和银秀才又见面。那年七月初七,我们补办了结婚仪式。
  一周后,银秀去河南二野的女子大学学习,我随部队向西南进发。#p#副标题#e#
  
  为革命培养摄影人才
  (存目)
  
  进军西藏
  1950年底,我随十八军由四川挺进西藏,行程五千余里,历时两个月,完成和平解放西藏的报道。在西藏,我拍摄了部队过雪山、渡金沙江、进拉萨、民主改革、成立政府、生产粮食、修川藏公路等内容的照片。部队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大山的那张照片,就是我一个人跑到对面海拔6000米的山上拍的。拍完后,我护着相机从山上滚了下来(因为要尽快赶上部队,可是已经跑不动了)。
  从昌都到拉萨要翻越19座雪山,最高的海拔6300米。每过一座山,部队的马匹就减少一批,战士的负重就越沉,原来每人负重60斤,后来加到80斤。路途上的艰苦,人们今天没法想象。没有好的身体、特别是没有革命意志,是走不下来的。
  我们三个师到西藏后,两个师加紧修路,一个师继续进军。修路时,没有炸药就用杠子把一两千斤的大石头翻到江里去;运土没工具,就把破衣服缝起来运。悬崖峭壁太险,川藏公路2400公里,牺牲的同志有3400人。
  1959年后,我先后六次进藏,共呆了20年。现在我(惟一的)儿子还在西藏工作。


  我想为自己编一本《摄影记者之歌》
  (存目)

 
1946年3月,支援晋冀鲁豫军区建立画报社的同志们在到达驻地邯郸的途中。  袁克忠 摄

 
1951年7月,藏族群众帮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先遣支队趟过金沙江激流。  袁克忠  摄


  
   (感谢顾棣先生、蔡毅女士、袁克忠女儿小渝对此文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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