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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组织和团体--中华摄影学社

来源:未知       责编:未知       2007-09-14

中华摄影学社(简称华社)于1928年初成立于上海,是二十年代影响最大的摄影艺术团体之一。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19261927年,光社的发起人陈万里和黄振玉,先后来到上海。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天马会”,在1927年举办第8届美术展览,特辟摄影部展出摄影作品。陈万里和上海摄影家郎静山等都送摄影作品参加展出,在展出期间他们交谈了北京和上海摄影活动的情况,开始酝酿在上海组织上海摄影团体,举办摄影展览。黄振玉是郎静山的同学,早年同在上海南洋中学向李靖兰老师学习摄影,也参与谋划此事。为了解决经费和展览场地等问题,他们找到了张珍候,胡伯翔和《时报》主人黄伯惠等人商议,由于他们都是热衷“此道”的人,一拍即合,1928年初,由郎静山、胡伯翔、张珍候、陈万里、黄振玉、黄伯惠等联络各报社和摄影同仁,协商决定成立摄影团体,由胡伯翔提议定名为“中华摄影学社”,简称华社。

《华社简章》开宗明义的规定:“本社以研究摄影艺术为宗旨。”并公开征求社员。建社不久,就有丁悚、王大佛、左庚生、朱寿仁、邵卧云、祁佛青、周剑桥、胡伯洲、钱景华、陈山山、蔡仁抱等参加华社为社友。社址以山东路静山广告社为通讯机关。在胡伯翔的主持下,华社选举了祁佛青、胡伯洲为书记,郎静山为会计,丁悚为交际,邵卧云为庶务,由他们处理日常会务活动。

华社的社友,主要服务于报界和商界,不同于光社成员主要来自学界,所以虽也举办“学术研究会”,但为数不多,摄影创作也以分散活动为主。它的主要活动是以4次举办摄影展览而名震一时。与光社不同,华社的影展除第1届外,都广泛征集摄影作品,而不限于华社社友。参加第2届影展而非华社社友的作者就有北京光社的刘半农、吴辑熙、郑颖荪;广州景社的潘达微,常熟乐社的陆祯芝,香港的李崧,上海的黄秋农、林雪怀、郭锡麟等几十人;松江华亭摄影会则以团体名义加入影展。从第2届起,每次影展,华社都在报刊上公开向全国征集摄影作品,只规定放大的尺寸,在评选时对社外的作品还略有照顾,“因为该社为绝对的公开,招纳之社外作品,容有一二平庸之作,掺杂其同,顾尚无伤大体。”这对扩大摄影队伍,鼓励和培养摄影新人,促进摄影艺术的繁荣,都是非常有益的,如后来的摄影名家陈传霖、卢施福、吴中行等,都在第34届影展中初露锋芒。华社影展不仅接受全国各地摄影组织送展的作品,而且接待各摄影团体的代表,其中包括外国摄影组织的代表(如日本光画社的代表武美田)共同切磋影艺。第4届影展时,美国名摄影家葛司登(Gaston)到会参观,“于华社作品,深为赞美,对于邵卧云、郎静山、朱寿仁、胡伯翔尤为佩服,葛氏观毕、立回寓所,出其精品九帧,送会陈列”。可见华社影展开放的程度,即使是外国人,只要作品精美,也可随时加入展览。另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华社影展的作品质量,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华社的社友还编辑出版了两个摄影杂志,即以王大佛为编辑、林志鹏为助理的《天鹏》摄影杂志,从19287月到192912月,共出版9期;以胡伯翔为顾问,朱寿仁为编辑的《中华摄影杂志》,从193110月到19366月共出版11期。这两家杂志发表了许多优秀的摄影艺术作品、艺术论文和技术介绍,是我国当时影响很大的摄影刊物。

    从1930年起,胡伯翔、朱寿仁等就向全国征集摄影作品,筹备出版《中华摄影年鉴》,“以宣扬我国艺术文化于国际间,并以促进国人对于摄影学术之认识……以能表现东方文化精神为目的”。但到1932年初,“本年鉴稿件,正拟付印,忽遭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128之变故,致无从印刷”。后一再延期,终于因为经费问题未能解决而没有出版。这是华社社友的一件憾事,也是摄影史上的一件憾事。以致直到解放后的五十年代后期,才有中国摄影年鉴的出版。

    如果说光社的作品题材还比较狭窄、形式也比较拘谨,风格近于一致的话,那么,华社的作品,题材比较广泛,艺术形式多种多样,而且主要摄影家已显露出个人的艺术风格了。这在当时,华社影展就曾被文艺家形容为:“花团锦簇,花样翻新,艺术之花,烂烂漫漫”。胡伯翔是华社影展中展出作品最多的作者,他也是我国最早把镜头对准下层劳动群众的摄影家之一。他的作品《合作》、《山中人》、《太湖秋水》、《日出而作》、《田家乐趣》、《打麦》、《沿溪行》等,“状工农生活,颇有力量”“《上街头》,作风非常纯厚,一条浅陋的街,一辆大车,一个老头挈着一儿一女上街去,把贫民窟的内心,活跃的纸上。”胡伯翔的作品,不仅在题材上有大的突破。艺术造诣也很高,当时人说:“此君作品,盖冶合才情与学力而成”,“沉博伟大,气魄为全社(指华社)之冠”。其独到之处是:“他的拍摄对象,常是山野水边乡村街头,把一些粗野琐屑的搬上了镜头,立刻换来一股质朴纯厚的风味,教人感出我们东方的美与雄厚。”这些评论,是颇有根据的,华社的另一重要摄影家郎静山,借鉴我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六法”,潜心研习,加以发挥,摄制了许多具有中国水墨画韵味的风光照片,在二十年代,已初露才华,自成一种超逸,俊秀的风格。华社二届影展,“郎静山竹枝一帧,裱以黄绫,题曰‘板桥画本’,观其清影婆娑,宛然板桥道人手笔也。”在摄影艺术民族化的探索中,郎静山后来大搞多底合成的“集锦”照片,主要是在形式上模仿传统的中国画,但也能表现和抒发他自己的审美感受,内容也常用古画的题材,因此而自成一家,独具一格,可以说是在世界影坛独树一帜,并且得到国际摄影界的赞誉,后来被列为世界十大摄影名家之首,华社的其他作者如张珍候、胡伯洲、邵卧云、郭锡麟、潘达微、李崧、聂光地、朱寿仁等的作品,也都有各自的特点。华社的作品虽属题材广泛,形式多样,但从总体来看,主要还是风景、花树、鸟兽,人像较少,优秀的人像照片更少。他们大都在拍摄技巧和暗室制作中下工夫,讲究构图、用光和造型,以此追求作品的艺术力量,和当时普通人们的生活还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他们的创作,在前人的基础上跨出了一大步,为摄影的艺术化,摄影艺术的民族化、个性化,作了许多重要的探索。他们成功的经验和曲折的教训,都值得后人借鉴。

    华社是一个松散的开放性的组织。但是,由于“该社君虽抱发扬东方艺术,提高生活兴趣之伟诣,但欲入会者,须将作品在展览会中陈列多次,对于摄影术有相当研究,而尤须有高尚品格,故持严格主义。”这种近乎关门主义的态度,使华社1929年只发展了郭锡麟、陆祯芝两位社友,1930年也只吸收张丽云、莫天祥两人入社。而多次参加华社影展的摄影新秀如陈传霖、卢施福、吴中行等,则迟迟未能入社,后来成为著名的黑白影社的发起人和中坚分子。而华社则因逐渐失去活力而在无形中慢慢消散了。

 

    ——摘自:《中国摄影史18401937》(中国摄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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