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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摄影艺术的时代精神

来源:未知       责编:未知       2007-09-14

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胡伯翔还在《中华摄影杂志》的《发刊辞》中写道;“本杂志编辑之旨趣”,在于“表彰真实艺术,提高标准,使国民艺术,有时代精神,与民族特点。”这是最早提出摄影艺术作品除民族特点外,还要有时代精神。

    什么是时代和当时的时代精神呢?胡伯翔没有作详细的阐述。到1934年3月,刘同缜在《晨风月刊》第4集《献给爱好摄影的年青人们》一文中提出:“所谓时代,不外乎当时的社会物质生产力的状态所表现出来的一个趋向。换句话说,适应时代,就是适应当时社会的生产力的形态。否则,就抓不住时代,也就是死了的。”他分析当时的时代特点是:“年青人,你们应当知道现在的时代——世界失业人数一天一天增加,九一八、一二八,甚至以往的五卅、五九事件的发生,明白地告诉你,资本主义的枪口对准了你的心膛。你想,这是什么时代,什么时代?”显然,他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来把握时代的,具有深刻的科学性,他又联系当时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来具体分析时代的特点,这也是符合实际的。从这种观点出发,他批判了我国摄影的发展状况和当时的许多所谓摄影作品,“在事实上,由死型般的造像,而进至广告式的妇人像的过程中,也不过是由混饨初开,进至革命意识反动,封建残余的时代表现。”他认为这些作品是背离了时代精神的。那么,摄影作品如何才能反映当时的时代精神呢?他指出:“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时代,许多血淋淋的事件在我们面前流来,我们以为真的摄影家决不是信手乱拍,也决不是唱一唱无可奈何的哀歌就可以了。摄影家要以直观来把时代的一切事实包括在他的作品里。”他还进一步提出,摄影作品要反映时代精神,摄影家就必须站在“创造未来的前行。”才能利用摄影艺术去“改善人生,批评人生”,鼓励人们“要努力,把从悲惨的遭遇中,转进光明的园地”!于是,他呼吁年轻人“请再想一想,只有技巧,没有灵魂的唯美的艺术作品,它能给人多大影响?”面对当时深重的民族危机和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苦难生活,刘同缜在论述中透露出一股革命精神,时代在前进,社会要改革,摄影家应该站在斗争的前列,用直观形象把时代的一切都表现出来,鞭挞黑暗,赞美光明,作新时代的吹鼓手。

    一个月后,铁华(何铁华)在《晨风月刊》第五集上发表了《摄影的题材》一文,提出“‘艺术是时代的反映’,‘艺术是社会的产物’这两句话,作为我们的摄影者的警言是再适宜没有了。我们是现时代的人物,必须采办现时代的题材,以反映现代的风尚和思想,不能复古,不能过于理想化,而以促进社会的变迁,这为我们摄影者的重大使命!”“我们的使命,并非是为个人的,而是‘群众’的‘集体’的,把一切群众联结起来,一齐地走向光明上进大同之路。”为此,他提倡摄影家应该“钻进社会里层去观察人生”,去拍摄“工人群众的工作状态”,“穷街窄巷的贫民窟”,“农人的耕种状况与收割情形”,“及一切劳动者生活情况等,都是很足为现代摄影的好题材的。”他主张摄影家“要走遍天涯,搜罗一切隐藏着的美的题材,这才是摄影者的职务!”千万“不要替资本主义去宣传,做帝国主义的走狗。”“我们要代大众披露一切,鸣不平,创造另一新的快乐世界来!”把反映时代和反映下层人民群众的生活联系起来了,时代的声音就是代大众披露一切,鸣不平,为创造新的时代,新的世界而创作。这是中华民族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阶级斗争日益激化时期必然要出现的呼声。这显然是受到当时左翼文艺思想影响的呼喊,但更是时代本身的召唤,历史的要求。

    三十年代初,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历史已经证明,中国人民并没有被不可一世的侵略军所征服,相反,在敌人的枪炮声中,“东方睡狮”正在长睡中逐渐苏醒。当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四万万同胞没有也不会在酣睡中沉沦,人们惊醒了,奋起了,要为生存而战,“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这就是当时的民心、民意、民志!就是当时时代的最强音!这一不可遏阻的历史潮流,必然要影响到每一个中国人的思想、政治态度和审美观点。艺术作品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摄影艺术作品更是时代生活的直接纪录,可以而且应该具有最鲜明的时代特征。

    事实正是这样,对于中国摄影家来说,日本的侵略,“最小是一个血的教训,叫我们明白了现阶段影艺和整个民族命运的联系”。“九·一八”日本侵略军强占了东北,当时就促使一些摄影家走出“艺术之宫”,深入到华北前线和全国各地,甚至深入到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去拍照,为的是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尤其是1932年的“—·二八”,日军入侵的正是当时摄影家最集中的上海,许多摄影作者到前线和敌后去拍照,在短短的时间里,出版反映淞沪抗战的摄影画册、画刊竟达数十种之多。即以《摄影画报》来说,它本是以“纯艺术”作标榜的商业性刊物,在“九·一八”后即编发了《抗日救国专号》,并向摄影作者提出:在“国难声中”,“最重要的工作”是“将日本暴行真相,尽量摄取,供给报馆,宣示中外”。在“—·二八”期间,改星期刊为三日刊,出版了20期《上海战时专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时局的变化促使摄影内容的变化,内容的变化又带动了艺术形式直至个人风格的变化。我国著名摄影家张印泉,就是由于时局变化的冲击,使他在创作中,从追求“阴柔的美”改变为追求“阳刚的美”和“力的表现”。摄影艺术,在无言中接受着时代风暴的洗涤。

    随着民族危机一步步加深,当人们已深深地感到,中国之大,已没有一块可以平静的立足之地时,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谁还有心绪去玩味那些与时局无关痛痒的“纯美”的艺术作品呢?危急的形势逼着人们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去为抗日救亡服务。以迅速,准确纪录和反映现实生活见长的摄影艺术,顺理成章就要拿它作为工具和武器使用了。 1936年7月,冯四知说:“仅只美呀,诗意画意的照片,不能算是摄影艺术,真正的艺术品,是能改变人的环境、生活、思想,有一种力的感动”。1936年12月,沙飞写道:“我觉得摄影是暴露现实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我总想利用它来做描写现实诸相的工具”;“现实世界中,多数人正给疯狂的侵略主义者淫杀、践踏、奴役,这个不合理的社会,是人类最大的耻辱,而艺术的任务,就是要帮助人类去理解自己,恢复自由。”

    须提在1937年6月出版的第18期《飞鹰》杂志上撰文指出:“在目前,全中国到处可闻到大众不平的吼声,社会上任何角落里,可以看到大众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汇流的斗争鲜血”,“因为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截取具有积极性的题材,固然可使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因此而奋起,反抗,战斗;但以暴露现实的丑恶为目标的取景,也同样可以因此而导陷被压迫者们的决心,挣扎,拼断所有加在他们头顶上的链锁。”总之,“我们亟宜针对着面前的现实,尽我们摄影研究者的所有力量,为民族的自由和解放,‘中国之自由平等’而努力。”最后,他响亮地提出:“摄影研究者们跟着时代的进展,正需有新的开拓,但这开拓,决不是一二个人的能力所能达;要有前进的研究者的加倍努力,保守者们的移步向前。这,一方面,当然要从新的理论中去学习;一方面,当然也要由活的实践中去改进”。以上是“前进的”摄影家的理性的阐述和热情的呼吁。他们要求摄影艺术去表现当时时代的生活,反映时代精神,这主要是以各种题材,从各种角度,揭露黑暗、表彰先进,充分地反映、激励、歌颂人民生活中要求抗日救亡、振兴中华的革命精神,披露、鞭挞一切与此相对立的黑暗势力。为此,要学习新的理论(即革命理论),在创作实践中改革不适应时代要求的摄影艺术。

   时局的发展,民族危机的加深,促使一切爱国的摄影家逐渐地汇集到抗日救亡的旗帜下或向它靠拢。虽然在当时历史条件、社会条件下,还不可能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全国性的统一战线,但是,摄影艺术要反映时代精神,已不只是少数“前进的”摄影家的呼声了。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一个星期,即 1937年 6月 24日至30日,在北平曾举办过一次规模宏大的“北平第一届摄影联合展览会”,许多当时的摄影名家如。北京的张印泉、李黎轩、魏守忠、蒋汉澄、方大曾、魏南昌,上海的郎静山、刘旭沧、南京的叶浅予、高岭梅等都参加了这次展出,这些人当时大都还是为艺术而艺术或为兴趣而艺术的信奉者,他们展出的作品,其内容也大都依然是风花雪月、名胜古迹等,和当时已发发可危的北平形势并不很协调,但在展览会《敬致——参观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君》中,也赫然写着;“有人生即有艺术,这是一种定律。可是它的趋势,常受着社会潮流推荡而变迁,摄影也不外此。我们当困难严重的关头,所需要新的艺术,当然是以发扬民族精神为前提。”可见在时局变化和社会潮流的冲击下,“保守者”们也在“移步向前”。

    是时局的发展,促使“前进者”学习新的革命理论,呼吁摄影艺术要表现时代精神;是时局发展,迫使“保守者”随着社会潮流飘荡着移步向前,响应着也要反映时代要求。到抗战前夕,摄影艺术已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这不是个别人的要求,是民族的呼唤,时代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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