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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摄影艺术的民族化问题

来源:未知       责编:未知       2007-09-14

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摄影艺术以具体可视的形象描绘生活,因此,它的艺术语言具有国际通用的性质,无须翻译,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人民,大致都可以看懂其它国家其它民族的人所拍摄的摄影艺术作品。这是由于人类的社会生活,除地域、民族、阶级等等区分外,还存在着许多共同的东西,人才成其为类。但是,也正是由于人类的社会生活有地域、民族、阶级、时代等等区分,反映生活的艺术才如此丰富多彩,并形成各自有别的传统和风尚。摄影作为一门艺术在中国发展起来时,正值中华民族觉醒和开始振兴之际,顺应时代潮流,一开始就比较自觉地提出民族化问题。

    1924年,陈万里在其《大风集》自序中即大声疾呼:摄影艺术“最重要的,在能表示中国艺术的色彩,发扬中国艺术的特点。……中国有数千年悠久深远的历史,许多诗人从他们的诗里表示出他们特有的美感,许多艺术家又随了诗人的心灵来显示出他们理想中的境界,成就了中国民族的特异的色彩。这种特异色彩,一旦逢到爆发的机会,当然是还我本色,毫无疑义。我这本册子,甚希望还出我的本色,使得它无愧为中国人的摄影集。”并且号召:“我现在祝颂同志们:大家起来,担负此种宣传中国艺术固有的色彩同特点于全世界。”这是最早、最明确地提出摄影作者,要学习中国传统的文化艺术,使这外来的艺术能够具有中国民族特异的色彩,并以具有中国特色的摄影艺术作品,在世界摄影艺术之林中占据应有的地位。1928年12月15的,刘半农在《北平光社年鉴》第2集的《序》中,“郑重写出”:“我以为照相这东西,无论别人尊之为艺术也好,卑之为狗屁也好,我们既在玩着,总不该忘记了一个我,更不该忘记了我们是中国人。要是天天捧着柯达克的月报,或是英国的年鉴,美国的年鉴,甚而至于小鬼头的年鉴,以为这是我们的老祖师,从而这样模,那样仿,模仿到了头发白,作品堆满了十六箱,这也就不差了吧!可是,据我看来,只是一场无结果而已。必须能把我们自己的个性,能把我们中国人特有的情趣和韵调,借着镜箱充分地表现出来,使我们的作品,于世界别国人的作品之外另成一种气息,夫然后我们的工作才不算枉做。”这就更加明确地提出要求结束摄影艺术初期的模仿时代,进入自觉的民族艺术的创造时代。

    当然,摄影以形象反映生活,它的作品的民族化,并不是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才开始的,摄影术进入中国,要为中国人所接受,就必须随风入俗,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思想的洗涤,才能站住脚跟,得到发展。早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和中国早期摄影家赖阿芳合作开办摄影社的英籍摄影师格里佛士,在给伦敦摄影新闻的一篇通讯中就描述过:在中国拍摄人像,“一定要正面对准拍摄,两耳要看得到,面部左右两边要成同样比例,双脚要安排成一样长短,比例对中国人来说是无足轻重的。双手也最好安排到每一根手指都清晰入相。如果留了一两支长指甲,他们最高兴这一点也清楚显出。他们要有花,桌上要放一小花瓶。”同时代的另一欧藉摄影师史蒂佛莱还写道:“在拍人像时,面部越白越好。常常要请他坐在正面照射的日光下,脸部阴影要全部修去,用白铅涂在相片下,结果双眼,咀和鼻成了黑点黑线。……中国摄影师不断地找寻一个不可能的目标,就是说,用中国眼光看来最准确的照相:他想找到一架摄影机,能把一条长街第一间屋拍得和最后一间屋一样大小。”这是外国摄影师在中国经营照相业的感受,反映了当时中国人的某些审美观点和要求。这当然不是摄影艺术的自觉民族化,但却充分说明,即使是西方的摄影师,要在中国开展营业,也不得不放弃西方文化的一些传统观点,学习中国的传统美学思想,以适应中国人的需要。

    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摄影已作为一门艺术登上中国社会的大舞台。许多有作为的摄影家在创作实践中,自觉地开始进行多方面的尝试和探索,找寻民族化的道路。如当时的《大众画报》,就开辟了“诗之影”专栏,集中刊登张印泉、吴印咸、冯四知等许多摄影家模拟古诗词意境的摄影作品,并以整首诗词作为标题或填入作品之中,这是一种探索。又如郎静山刻意模拟中国画的意境,后来发展演变为独特的“集锦摄影”,也是一种探索。再如刘半农、舒新城等,通过摄影构图和后期加工,着意于表现个人心灵中的美感情绪,使之具有传统艺术的情趣和韵味。还有更多的摄影家,努力把以透视见强的摄影,通过种种技法技巧,使摄影作品具有中国画的画意。……总之,他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对摄影艺术的民族化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这种种试验和摸索,对摄影艺术的民族化也都有自己的贡献。但当时的尝试;大多还只是从形式上模仿民族艺术,他们还没有认识到民族化和群众化的关系,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艺术的民族特点,不仅取决于传统文化(这点他们有较充分的认识),更重要的基础和源泉,是蕴藏在中国民族生活之中。要达到真正的民族化,还有待于和人民生活的真正结合。

摄影是外来艺术,摄影艺术的发展,又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直接的联系。如何处理中外艺术和技术的关系,是摄影艺术民族化的重要课题之一。当时有不少人,一味模仿外国作品,如刘半农所批判的把外国人的年鉴之类当作“老祖师”;社会上也有人因为摄影作品是外来技术产品,不承认它是艺术。为了发展摄影艺术,1931年《中华摄影杂志》创刊了,胡伯翔在《发刊词》中,明确提出洋为中用的思想,他写道:“介绍各国有关于摄影之学艺,务博而窍。并鼓励国人作勇往实践之研究,融会而贯通之,使其能适应吾国文化与生活之环境。”这就是说,要广泛而有选择地介绍各国的摄影技术和艺术,供我国摄影人士作参考,鼓励我国摄影者在自己的实践中检验、研究和发展这些技术和艺术经验,使之适应我国的情况,创造出符合我国文化传统和人民生活的艺术作品。在三十年代初,如此简明扼要地提出摄影艺术的洋为中用思想,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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