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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有较大影响的摄影展览会

来源:未知       责编:未知       2007-09-14

 1923年北京光社(初名“艺术写真研究会”)成立后,把我国摄影作品展览工作推向新的起点。摄影展览活动成为摄影社团的一种重要的组织工作,并促使摄影展览活动逐渐面向广大群众,逐渐正规化和定期化。由北京的光社,而上海的华社、黑白影社……莫不把举办展览作为社团的主要活动之一。因而在我国二三十年代的摄影展览会的历史上,写下灿烂的一页。全国各地各社团举办的摄影艺术展览,一个接一个,一个胜过一个,大大促进了摄影事业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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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社的五届摄影展览

 

        光社从成立开始,即着手筹备公开展览有关事宜。第2年开始,就连续五年举办五届摄影展览。第一届自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192461415日,为时二天;第二届自19251014日,为时四天;第三届自1926101518日,为时四天;第四届自192710811日,为时四天;第五届自1928928101,为时四天。这五届影展的展出地点一改过去只在北大校园内举行的旧例,开始走出校门,面向社会。五届影展的展出地点都选择在群众聚集的活动场所——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让广大观众自由参观和品评展品,这种改革,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种大胆的创举。五届影展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反响,当时北京人口不过180余万,而每届影展举办时,前往参观者都达万人以上,可谓盛况空前。舆论界对此报以热烈的反响,上海《时报》主笔万叶(吴灵园),以洋洋数千言介绍和评论光社影展,使光社名声大振,影响很快越出北京的范围,成为全国文化界瞩目的摄影社团组织。以致“各处画报均欲与光社订约,披露社员作品。”

        光社影展作品都是社员“完全出于兴趣”业余进行创作的,不少社员对摄影艺术民族化问题已开始引起注意,并作了初步探索。如刘半农的《山雨欲来风满楼》、《垂条》、《齐向光明中去》、《在野》等;老焱若的《老气横秋》、《一肩风雪》等;王琴希的《藕花落尽见莲心》、《横行一世》等;郑颖荪的《淡烟疏雨》等等,都充满诗情画意,耐人寻味。在人们看惯了千“片”一律的照相馆照片后,突然看到这些丰富多采,深刻动人的摄影作品,耳目为之一新。“尤其是国画界,几乎全部出场,大家认为用照相来表现国画的风格,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的工作。”影展“几乎成了当时文艺界的谈话资料。”据记载,社员参加影展的作品,无须经过评选,“每次展览之前,只凭各人拿出自己的作品来,并没有选择和评判的手续。”因此,各人出品多少不一,如光社第1届影展展出时,陈万里一人就陈列出60余幅。由于社员研究摄影艺术的热情高涨,在当时物质条件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大家想方设法,增加展品的花色品种,使展览会除展出黑白照片外,“四次展览会中有Gum作品,有Bromoil作品,有天然彩色片,有透明片。”称得上是品种齐全,丰富多采的。

 

华社的四届摄影展览

 

        华社成立不久,即于19283911日在上海浙江路25号时报馆三楼举办第一届摄影作品展览,后应观众要求延期一天,共展出四天,作品190 幅,作者有陈万里、黄振玉、钱景华、胡伯翔、郎静山、张珍侯、胡伯洲、祁佛青、左赓生、蔡仁抱、邵卧云等人,这些都是华社最早的社员,前三人也是北京光社最早的成员。影展颇受观众欢迎,万余人参观了影展。由于上海各大报广为宣传,造成声势,影响所及,遍及全国,“如四川、河南、桂林等地皆有响应发起摄影学会之组织,南洋侨胞亦多赞赏此举,亦有通信。上海各大学如圣约翰、沪江、大同、复旦、震旦、同济及其他学校,皆有摄影会成立,摄影展览相继而起。”(郎静山的回忆文章)第一届影展在上海闭会后,即去杭州巡回展出,在总共不到3O万人口的杭州市,第一天就有4000人去看了影展,吸引力可谓不小。第2届摄影作品展览于同年119日至12日在原地举行,又应观众要求延期一天,共展出四天。作品194幅。作者除第1届影展参加者外,社员作者增加了丁悚、王大佛、朱寿仁、周剑桥、陈山山、黄伯惠等人。非华社社员的参加者有北京光社的刘半农、吴辑熙、郑颖荪,广州景社的潘达微,江苏常熟乐社的陆祯芝,香港的李菘,还有黄秋农、林雪怀、郭锡麒等。江苏松江华亭摄影会则以团体名义加入影展,总计作者80余人,作品400余幅,规模大大超过第一届影展,题材更为广泛,质量也有所提高。社会舆论称二届影展作者“集华南,华北、华东三大埠作家于一处”。“观众之盛,出品之美,视一届盖远过之。”“风声所及,远近来观者摩肩相接,出品精丽绝巧,感叹观止。上海闭会后,而京而杭,载盛誉而归”(《天鹏》36号)。第三届摄影作品展览自19291269日在同地展出四天,展出作品308幅,本届影展为纪念摄影家潘达微的逝世,特展出他的遗作15幅。展出期间,还接待了各地摄影团体的代表,其中包括日本摄影团体光画社的代表武美田。上海出版的大型画报《良友》、《文华》、《时代》等,都相继刊登影展作品,扩大影响。第四届摄影作品展览自19301219开幕,原定展出三天到21日闭幕,由于观众要求又延期两天,到1223结束,展出地点相同。从本届影展起,由于各方面参加作品很多,不能全部展出,华社就开始设立陈列委员会,对参加影展的作品“注意精选”,“既重陈列地位,又以精品为尚,故陈列仅二百余点,布置比上届较为整齐。”在这届影展上,第一次展出油制、胶制作品,引起观众极大的兴趣。报载:“第一日雨最大时,闻名国内外之名画家潘玉良女士特乘飞机来沪‘参观’,又有名漫画家黄文农、名摄影家吴中行等分道由首都、常州乘夜车来”上海参观。“第二日,自晨至暮,微雨霏霏,而赴会参加者仍络绎不绝,且有许多照相技师与摄影玩好者,以油制胶制照片方法争相询问,皆经该会会员详细解释”。

        华社是群众性的研究摄影艺术的学术团体,每次展出经费都得到社会各方面的支持,第一届影展展出时,“一部分作品由西门启文丝织厂完全义务代配镜框,永安堂送登各报开幕广告一天”。对参加展览的作品,一律都不进行评奖活动。192839,第1届影展展出时,报上曾刊登一则“华社声明”说:“……凡属同好皆可加入,惟以有艺术兴趣者为限,并无比赛或以钱物给奖等情。兹恐各界误会,特此声明。”足见华社影展组织者,不以比赛、评奖之类招徕作者,而是切切实实以研究摄影艺术为宗旨,团结和培养了一批摄影艺术爱好者。

 

美社的三届摄影展览

 

        1928年秋在南京筹备成立的美社,一开始就以开展览和出版专集的方式,来扩大摄影活动。在《美社简章》中规定“本社每年举行展览会一次以上,并于随时出版专集。”所以从美社成立伊始,经过短短几个月筹备,美社第1回照片展览会于1928122527日,在南京通俗教育馆展出三天。展出六英寸以上作品共160多幅,另外还有社员请民谊”(当时任国民党中监委)的《太极拳姿式》、风景人物小照片共九本;社员何应钦(当时任军政部长)的风景人物一本,书记张蓬舟的《东征战记》、《巡视江南写真》各一本,共十三本照片册的一千多幅作品,都放在桌上陈列,任人翻看。上海有名的光艺、中华两大照相馆,也附展他们放大的人像照片10多幅,作为号外展品。影展展出期间,时值隆冬腊月,风雪交加,三天中冒风雪前来参观者达1千多人。观众中有个叫冯轶裴(当时任国民政府警卫师长)的,天天都来参观,最后一天向书记当面提出要求参加美社。第一届影展结束后,由《时报》印行一届影展专集,共刊出照品25幅。首页的《写在集前》中,有一段文字一直作为一届、二届、三届美社影展的“本意”,摘录于下:

         我们也并不居心希冀于人们的赏识和同情,是以为在这苦闷的现在而求到一点愉快,安慰安慰自己而已。同样也很希望或者会有好的影响于社会,然而并不怎样的妄念啊!美社第2回照片展览会是1929年秋天,分别在上海、镇江、南京先后举行的。当时,江苏省政府已由南京迁到省会镇江,美社书记张篷舟原在江苏省农工厅工作,和一部分社员随省政府机关迁到镇江,而美社社员以南京和上海为多。二届影展就决定先在上海的《时报》三楼大厅,继在镇江的蒋园,后在南京的中央大学各展3天。展出10英寸以上的照品200幅,各地到会参观的观众都在千人以上。二届影展以后,继续出版影展专集,选印照片25幅,由上海文华美术图书印刷公司印行。

        按美社社章规定,美社第3回照片展览会应在1930年举行,但连续中断三年,直到1933年春才恢复正常。和二届影展一样,分别在上海、镇江、南京先后举行。三届以后仍出版专集,增加图片幅数共为30幅,仍由上海文华美术图书印刷公司印行。为什么三届影展会中断三年呢?在美社三展专集的《写在集前》中有一段话:

        美社自1928年创立至今,算起来已有六个年头,在19281929两年内均能根据《美社简章》第四条按期举行照片展览会。从1930年到现在,美社第三回照片展览会始终都在筹备着,中间虽则局部的参加过全国美术展览会和比国博览会,刊行过一本比较厚的《美社照片选刊》,而美社三展直到如今才能开幕,当然不是社员们居心撕破那个《美社简章》第四条,这是因为最近几年的国家多难,社友们因为职务上支配了他的时间,或者说支配了他的兴趣,所以一直延期下来!倘若有人问我,“现在国家还是多难,何以美社要举办这个三

展?”我将答道:国家所以多难,在于事事均不如人,即举美社三展一端而论,因为环境剧变,便不肯努力于自己的信约,此其所以国家要多难了!美的摄影运动虽曰小道,提振奋斗精神则万事如一,有了如上新觉悟,我们终于开始美社三展了。

        美社历届影展经费,都是社员自愿捐款资助的。第1回影展全部费用由张蓬舟捐助,第2回影展费用由社员捐助205元,第3回影展除二届时存款外,没有要求社员捐助,不敷之数由张蓬舟补足。根据二展情况看,支出数为10745分。影展展出期间,南京的《民生报》、《中央画刊》,上海的《申报》、《大公报》画刊、《图画时报》、《良友》、《上海漫画》、《天鹏》、镇江的《新江苏报》等,都出了特刊,专号或专页。

 

黑白影社的四届摄影展览

 

        黑白影社的执行委员会下设编辑、研究、展览、会计、文书……八股,其中规定展览股的任务是“筹划一切展览会事务,每年举行公开展览最少一次。展览细则另定之。”11影社成立的八年中,虽说没有完全按社章办事,但也举行过四届摄影展览活动。第一届黑白影社影展,应在1931年举行,但因距成立的时间不久,会员也不多,几经商酌,终于在1932年元旦至4日,在上海浙江路小花园时报馆三楼举行,展出17位作者的180幅作品外加四位非会员的号外5幅共185幅,原定展出三天,因观众络绎不绝,会场十分拥挤,临时延长一天,以满足观众要求。据统计,一届影展观众意达二万以上,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展览会的参观人数。黑白影社创始人之一陈传霖在他写的《八年来的黑白影社》一文中说:这次展览的“规模虽然比较小,但我们在那次影展上所得到的,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成功’。”“是我们永远不能忘怀的”。“这次影展是我们从事影艺的黑白同人着手事业一个光荣的开始。”

        第二届黑白影社影展本应在1933年举行,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爪由东北伸到了沪滨”;“山河变色,人心惶惶”,把第二届影展葬送在‘不安定’和‘动乱’的血浪里去了。”这一铁般的事实,使黑白影社的社员“明白了现阶段影艺和整个民族命运的联系。”他们“鼓起了自己所有的勇气,燃起自己所有对于艺术的烈焰”,终于在193432543,在上海南京路大陆商场三楼北部举行,展出作品248幅,作者也从一届的17人增至33人,队伍在逐渐扩大,展览会又一次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展期由原定四天一而再地延长至八天,观众比第一届影展2万多增加一倍有余。第三届黑白影展自19357614日,仍在大陆商场举行,展出作品增至268幅,作者也从第二届的33人增至59人,作者队伍在继续扩大中。展出日期为九天,观众又比第一届影展增加一倍,达4万余人。在三届影展期间,上海各报刊、画报大都撰文介绍和出版专刊专号,广大观众对影展的热烈欢迎,使黑白影社全体社员大受鼓舞,增强了他们研究摄影艺术的信心。“这说明了中国爱好一般艺术的群众不独没有忘怀这被作为一个‘冷门’的影艺,对于它还赋有热爱的同情。对于我们这一‘冷门’上的奋斗寄寓了无限鼓励。”第3届影展在上海闭幕以后,全部作品运往北京、天津、南京、广州、青岛等地巡回展出,到处受到观众的欢迎和好评。19362月初,第三届黑白影社影展和广州红窗社影展,同时在广州长堤青年会开幕,哄动一时,不仅成为广州摄影界的盛事,而且也对广州文化界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四届影展又没能按计划在 1936年度开幕,原因还是国家多难,时局多艰,“在华北的特殊化和绥远抗战的烽火之下,我们黑白影社也只能因国难的重压而暂时‘蛰伏’,暂时的销声匿迹了。”10直到193743059,影展才改在上海大新公司四楼举行。这时,黑白影社的社员已增加到159人,不仅人数增加,而且作品的数量增多,质量也提高了。四届影展经过评选,选出陈列的作品254幅,作者由三届的59人增至73人。黑白影社的各方面工作都在发展,而且不断出现新的高峰。为着“纪念过去”和“策动未来”,黑白影社在历届影展结束后,分别于1934年、1935年、1937年出版三本《黑白影集》,影集除选登部分展品外,对各届影展全部展品名称和作者名单,都作了详细的记载。在社员陈传霖、卢施福举办两次联合影展后,出版《陈卢影展专刊》。

        回顾黑白影社四届影展所处的现实,我们的国家民族内忧外患,困难重重。在文化艺术界,一方面“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潮根深蒂固,另一方面艺术要为民族的自由和解放而努力的呼声已相当强烈。反映在黑白影社历届影展作品上,可以说是二者兼而有之。因此,影展中有有相当一部分是表现劳动人民生活,反映劳动人民的疾苦的呼声的作品,具有浓郁的现实主义色彩,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和抨击旧社会的罪恶本质,表达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作品无论在构思、取材、拍摄技巧等方面,都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得到国内外的一致好评,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是难能可贵的。如史震怀的《为谁辛苦》、金东篱的《不自由》、司徒怀的《勤俭》、敖恩洪的《荷锄晚归》、苏锦元的《搜括》、水祥云的《自食其力》、陈传霖的《疗饥》、穆一龙的《日出而作》等等,都是这方面的成功之作。

        这一时期,除上述摄影展览活动外,由于摄影团体已相当普遍地建立,摄影展览也就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一个接一个,有时甚至同一地几个影展同时举行,出现影展多姿多态的繁荣景象。如广州的红富社,1935年成立后,曾举办过摄影展览4次,2次假青年会会场,1次在银行公会,1次在中山大学。每次影展作品均在200幅左右。江苏无锡的雪浪社、北京的银光社、桂林的洁光社、杭州的中国艺社、福州的福州影社、南京的南京影社、上海的精武体育会、花旗银行影会、上海摄影会等等、以及当时有影响的摄影画报、摄影杂志等都举办过几次摄影展览。从《飞鹰》摄影杂志19375月出版的第17期版面安排分析,足见当时各团体举办摄影展览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飞鹰》是月刊,这一期一共介绍了五个展览会,即31929日的青影社第5届、企鹅社第2届联合影展;43059的黑白影社四届影展;32729日的汉口宋一痕个人摄影作品展览:51923日的国立同济大学30周年纪念影展。这一期《飞鹰》竟成了“影展专号”。此外,北京、天津、上海、广州以及其他城市的大学、中学相继成立摄影学会不少,如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天马会”曾开过9次美术展览;其他如复旦大学、大同大学、大厦大学、暨南大学等都举办过多次展览活动。有的还出版专集,并去外地流动展出。

    就上述许多摄影团体举办的许多次摄影作品展览的内容而言,大都是风光、人像、静物,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作品只占少数,而且题材大同小异。虽在艺术水平上有高低之分,但有一个共同点,即把摄影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门类,公开陈列展览,使广大群众接触摄影艺术,了解摄影艺术。实践证明,由于他们的辛勤劳动,摄影艺术得以普及,为广大群众所欣赏,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对我国摄影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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