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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主要摄影艺术团体

来源:未知       责编:未知       2007-09-14

北京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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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光社是我国成立最早的业余摄影艺术团体,它于二十年代初举起摄影艺术的旗帜,开拓艺术摄影的道路。它活跃在我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社员不足30人,活动时间不到10年,但却以卓著的创作成绩和论著,揭开了我国艺术摄影发展的帏幕,把摄影推上艺术的舞台,做出了开拓者应有的贡献。

        北京是我国的故都,著名的文化中心,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早在1918年以前,就在各高等学校的教职员中,涌现出一批业余摄影爱好者,他们学习了摄影技术,经常相约到刚开放不久的皇家禁苑中去游览、拍照,互相交流摄影技艺,观看外国的摄影书刊。相聚多了,也有人提议组织照相同志会,但没有正式组织起来。

        1919年,北京大学的摄影爱好者,由黄振玉(黄坚)和陈万里倡议,在校内举办了第1次摄影作品展览。以后每年举办一次展览,到1923年冬,大家觉得有发起组织一个团体的必要,于是由陈万里、吴郁周、吴辑熙等在一起商议,订立简章、征收会费、订阅摄影书报,正式成立摄影组织,定名为艺术写真研究会,这就是我国第一个摄影艺术团体——光社的前身。当时会员只有黄振玉、陈万里、钱景华、吴郁周,汪益舒、王琴希、吴辑熙等七八人。会址设在达智营,不久又迁到平安里陈万里的住所。会员都是在北京大学任职的,组织起来以后,“不断的开会讨论、研究,互相观摩作品。在当时七八人的力量虽是脆弱,七八人的呼声虽属微细,七八人的成绩尽觉幼稚而无一可观,不过依科学的立场,从事于研究摄影之团体,艺术写真研究会,可以说是首先发难的陈涉了。”后来,由于多数人觉得这个会名太长,于是决定改名光社,对外称北京光社。到1926年,刘半农、老焱若、郑颖荪、孙仲宽、刘玄虎、伍周甫、张云阶、周志辅、程知耻等都加入了光社,社员发展到20多人。它已不再是北京大学的摄影组织,而是名副其实的北京光社了。19271928年是光社的全盛时期,由于南京政府的成立和南北统一,光社的一些主要活动分子如陈万里、黄振玉等南下宁沪,留在北京的部分社员也忙于“正业”,无暇兼顾“业余”,社务活动逐渐减少直至停顿。而全国业余摄影活动的中心,随着政治经济局势的变迁,渐渐在上海形成。

        光社的主要活动形式是举办摄影作品展览会和出版摄影作品集——《北京光社年鉴》。光社成立不久,即于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192461415日在中央公园(今北京中山公园)董事会举办第1次社员摄影作品展览,这是我国摄影史上第一次由摄影团体举办的摄影艺术展览,两天内有五六千人参观了展览,受到各方面的好评,大大鼓舞了社员的信心和决心。于是11次的公开展览一连举办了5次。

 第一次影展结束后,陈万里就在观众和朋友们的鼓动下,从自己参加展出的60多幅作品中选出12幅,编辑成《大风集》出版,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本摄影艺术作品集。

        4次影展(192710811日)后,参加影展的16人各自选出摄影作品25幅,共56幅,编成《北京光社年鉴》第1集,于192811出版,16开本铜版精印,并刊有刘半农写的《序》,陈万里的《小言》和汪孟舒的《北京光社小记》等文稿,叙述了光社的宗旨和历史。

        5次影展后,由刘半农、老焱若、郑颖荪、周志辅4人担任审查员,从15位社员的展品中评选出68幅摄影作品,编辑成《北平光社年鉴》第2集,于192911出版,文稿除刘半农的《序》外,还有长篇技术论文。这两本年鉴是我国最早的摄影艺术作品选集,对扩大摄影艺术的影响和保存早期摄影艺术作品,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作用和价值。

        光社是我国率先倡导艺术摄影(二三十年代又称美术摄影)的团体,他们为摄影艺术的诞生大声疾呼,鸣锣开道。他们批驳了摄影不是艺术,学习摄影是艺术的低能儿等等论调;论证了摄影可以成为艺术和如何成为艺术的理论问题。并且进一步指出:摄影艺术“不仅须有自我个性的表现,美术上的价值而已;最重要的,在能表示中国艺术的色彩,发扬中国艺术的特点。”这是陈万里针对当时社会上一般人认为摄影只能机械地复印生活,而另一些人则一味模仿外国摄影作品的情况,提出摄影艺术要个性化和民族化。这不仅是与“五四”时代要求个性解放和民族解放——民主与爱国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在艺术理论上也完全是正确的。在19271929年,刘半农连续发表了《半农谈影》、《北京光社年鉴》第12集序言等文稿,为我国二三十年代摄影艺术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摄影是不是艺术,摄影作品能不能成为艺术品,这当然不能只依靠理论的论争来解决,决定性质的是要拿出优秀的艺术作品来。光社把自己的作品公开陈列在公共场所,让广大观众来品评,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大胆的创举。他们的作品充满诗情画意,如直接以诗意入画的《山雨欲来风满楼》(刘半农摄)、《藕花落尽见莲心》(王琴希摄);咏物寓意的《老气横秋》(图为桔树,老焱若摄)、《横行一世》(图为螃蟹,王琴希摄);表现劳动生活的《一肩风雪》(老焱若摄)、《努力》(程知耻摄);酷似绘画的《淡烟疏雨》(郑颖荪摄)、《仿炭画》(周志辅摄);借景抒情的《齐向光明中去》、《在野》(皆刘半农摄)等等,以及许多构图新颖,意境含蓄、深远的风光、花卉、风土人情、静物照片。这些作品,展现在只见过当时照相馆呆板照片的二十年代的观众面前,不能不使人感到耳目为之一新,情感受到震动,甚至为之陶醉、倾倒。当时北京、天津的许多报刊、画报,争相刊登这些作品。上海《时报》主笔吴灵园(笔名万时)以洋洋数千言介绍光社影展的作品。使这些作品激起的感情的波浪,向祖国的四面八方漾开。促使“非职业的摄影,有一日千里之势,同时社会方面,对于摄影的眼光,也起大变化”。著名学者俞平伯在《大风集》的首页题词:“摄影得以艺名于中土将由此始。”摄影这门年轻的艺术终于在中国古老的土地上萌发了。

光社,以它的业绩闯出了摄影艺术创作的道路。

 

中华摄影学社

 

        中华摄影学社(简称华社)于1928年初成立于上海,是二十年代影响最大的摄影艺术团体之一。

        19261927年,光社的发起人陈万里和黄振玉,先后来到上海。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天马会”,在1927年举办第8届美术展览,特辟摄影部展出摄影作品。陈万里和上海摄影家郎静山等都送摄影作品参加展出,在展出期间他们交谈了北京和上海摄影活动的情况,开始酝酿在上海组织摄影团体,举办摄影展览。黄振玉是郎静山的同学,早年同在上海南洋中学向李靖兰老师学习摄影,也参予谋划此事。为了解决经费和展览场地等问题,他们找到了张珍候、胡伯翔和《时报》主人黄伯惠等人商议,由于他们都是热衷于“此道”的人,一拍即合,1928年初,由郎静山、胡伯翔、张珍候、陈万里、黄振玉、黄伯惠等联络各报社和摄影同仁,协商决定成立摄影团体,由胡伯翔提议定名为“中华摄影学社”,简称华社。

        《华社简章》开宗明义地规定:“本社以研究摄影艺术为宗旨”。并公开征求社员。建社不久,就有丁悚、王大佛、左庵生、朱寿仁、邵卧云、祁佛青、周剑桥、胡伯洲、钱景华、陈山山、蔡仁抱等参加华社为社友。社址以山东路静山广告社为通讯机关。在胡伯翔的主持下,华社选举了祁佛青、胡伯洲为书记,郎静山为会计,丁悚为交际,邵卧云为庶务;由他们处理日常会务活动。

        华社的社友,主要服务于报界和商界,不同于光社成员主要来自学界,所以虽也举办“学术研究会”,但为数不多,摄影创作也以分散活动为主。它的主要活动是以4次举办摄影展览而名震一时,与光社不同,华社的影展除第1届外,都广泛征集摄影作品,而不限于华社社友。参加第2届影展而非华社社友的作者就有北京光社的刘半农、吴辑熙、郑颖荪;广州景社的潘达微,常熟乐社的陆祯芝,香港的李菘,上海的黄秋农、林雪怀、郭锡麒等几十人;松江华亭摄影会则以团体名义加入影展。从第2届起,每次影展,华社都在报刊上公开向全国征集摄影作品,只规定放大的寸尺,在评选时对社外的作品还略有照顾,“因为该社为绝对的公开,招纳之社外作品,容有一二平庸之作,掺杂其同,顾尚无伤大体。”这对扩大摄影队伍,鼓励和培养摄影新人,促进摄影艺术的繁荣,都是非常有益的,如后来的摄影名家陈传霖、卢施福、吴中行等,都在第34届影展中初露锋芒。华社影展不仅接受全国各地摄影组织进展的作品,而且接待各摄影团体的代表,其中包括外国摄影组织的代表(如日本光画社的代表武美田)共同切磋影艺。第4届影展时,美国名摄影家葛司登(Gaston)到会参观,“于华社作品,深为赞美,对于邵卧云、郎静山、朱寿仁、胡伯用尤为佩服,葛氏观毕,立回寓所,出其精品九帧,送会陈列”。可见华社影展开放的程度,即使是外国人,只要作品精美,也可随时加入展览。另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华社影展的作品质量,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华社的社友还编辑出版了两个摄影杂志,即以王大佛为编辑、林志鹏为助理的《天鹏》摄影杂志,从19287月到192912月,共出版9期;以胡伯翔为顾问,朱寿仁为编辑的《中华摄影杂志》,从193110月到19366月共出版11期。这两家杂志发表了许多优秀的摄影艺术作品、艺术论文和技术介绍,是我国当时影响很大的摄影刊物。

        1930年起,胡伯翔、朱寿仁等就向全国征集摄影作品,筹备出版《中华摄影年鉴》,“以宣扬我国艺术文化于国际间,并以促进国人对于摄影学术之认识……以能表现东方文化精神为目的”。但到1932年初,“本年鉴稿件,正拟付印,忽遭128之变故,致无从印刷”。后一再延期,终于因为经费问题未能解决而没有出版。这是华社社友的一件憾事,也是摄影史上的一件憾事。以致直到解放后的五十年代后期,才有中国摄影年鉴的出版。

        如果说光社的作品题材还比较狭窄、形式也比较拘谨,风格近于一致的话,那么,华社的作品,题材比较广泛,艺术形式多种多样,而且主要摄影家已显露出个人的艺术风格了。这在当时,华社影展就曾被文艺家形容为:“花团锦簇,花样翻新,艺术之花,烂烂漫漫”)。胡伯翔是华社影展中展出作品最多的作者,他也是我国最早把镜头对准下层劳动群众的摄影家之一。他的作品《合作》、《山中人》、《太湖秋水》、《日出而作》、《田家乐趣》、《打麦》、《沿溪行》等,“状工农生活,颇有力量”“《上街头》,作风非常纯厚,一条浅陋的街,一辆火车,一个老头挈着一儿一女上街去,把贫民窟的内心,活跃到纸上。”胡伯翔的作品,不仅在题材上有大的突破,艺术造诣也很高,当时人说:“此君作品,盖冶合才情与学力而成”,“沉博伟大,气魄力全社(指华社)之冠”。其独到之处是“他的拍摄对象,常是山野水边乡村街头,把一些粗野琐屑的搬上了镜头,立刻换来一股质朴纯厚的风味,教人感出我们东方的美与雄厚。”这些评论,是颇有根据的。华社的另一重要摄影家郎静山,借鉴我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六法”,潜心研习,加以发挥,摄制了许多具有中国水墨画韵味的风光照片,在二十年代,已初露才华,自成一种超逸,俊秀的风格。华社二届影展,“郎静山竹枝一帧,裱以黄绫,题目‘板桥画本’,观其清影婆娑,宛然板桥道人手笔也。”在摄影艺术民族化的探索中,郎静山后来大搞多底合成的“集锦”照片,主要是在形式上模仿传统的中国画,但也能表现和抒发他自己的审美感受,内容也常用古画的题材,因此而自成一家,独具一格,可以说是在世界影坛独树一帜,并且得到国际摄影界的赞誉,后来被列为世界十六摄影名家之首;华社的其他作者如张珍候、胡伯洲、邵卧云、郭锡麒、潘达微、李崧、聂光地、朱寿仁等的作品,也都有各自的特点。华社的作品虽属题材广泛,形式多样,但从总体来看,主要还是风景、花树、鸟兽,人像较少,优秀的人像照片更少。他们大都在拍摄技巧和暗室制作中下工夫,讲究构图、用光和造型,以此追求作品的艺术力量,和当时普通人民的生活还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他们的创作,在前人的基础上跨出了一大步,为摄影的艺术化,摄影艺术的民族化、个性化,作了许多重要的探索。他们成功的经验和曲折的教训,都值得后人借鉴。

        华社是一个松散的开放性的组织。但是,由于“该社诸君虽抱发扬东方艺术,提高生活兴趣之伟诣,但欲入会者,须将作品在展览会中陈列多次,对于摄影术有相当研究,而尤须有高尚品格,故持严格主义。”这种近乎关门主义的态度,使华社1929年只发展了郭锡麒、陆帧芝两位社友,1930年也只吸收张丽云、莫天祥两人入社。而多次参加华社影展的摄影新秀如陈传霖、卢施福、吴中行等,则迟迟未能入社,后来成为著名的黑白影社的发起人和中坚分子。而华社则因逐渐失去活力而在无形中慢慢消散了。

 

黑白影社

 

        192910月,陈传霖、林泽苍、林雪怀偶尔在上海南京路的摄影画报馆聚会。陈传霖提议要组织一个摄影团体,立即得到另外两位的赞同。经过商量,分别去邀集有关人员。12月即在上海四川路的大中华酒楼召开了筹备会,参加筹备会的除上列三人外,还有聂光地、曹云甫、向慧庵等。会上对社名、章程和有关事宜进行了商讨,并决定很快把这个组织建立起来。1930年元旦,黑白影社召开大会,宣告正式成立,当时只有七名社员,他们是:陈传霖、林泽苍、林雪怀、聂光地,曹云甫、林云声和余堂庸。社址设在上海跑马厅路485号卢施福的医寓内,卢施福也成为黑白影社的重要成员之一。

        黑白影社一成立就制订了“黑白影社社章”,对于定名、宗旨、社员、纳费、组织、社务、取消资格、修改社章等各项都有明确规定。其宗旨是:“本社集合有浓厚摄影兴趣者,共同从事研究艺术摄影,以表扬我国文化及增进我国在国际艺术界之地位。”对入社成员的要求是:“凡与本社宗旨相同而品行端正者,不论摄影经验深浅,及营业与非营业者,签立志愿书请求入社,经委员会审查合格,均得为本社社员。”

        关于黑白影社的宗旨,其主要代言人陈传霖在总结“八年来的黑白影社”时,有过进一步的表述:“我们知道自己在中国摄影界中所负的责任,是要替这黑与白的艺术在中国开辟一条广平的大道,是要使这艺术也成为我们中华的民族艺术。所以我们要使这艺术在质和量上都有相当的成功,要使我们的黑白艺术也能列入国际的摄影之宫,这是现实赋予我们的两个使命,也是‘中国影艺落后’日夜督促着我们,鼓励着我们的两条鞭影。”要为摄影艺术成为民族艺术开路,要使中国摄影艺术在国际影坛中占有相当的地位。比之华社“研究摄影艺术为宗旨”的笼统提法,不但明确得多,而且洋溢着一股爱国主义的热情和振兴中华的精神。民族危机的加深,使黑白影社的成员们“明白了现阶段影艺和整个民族命运的联系”,他们已开始自觉地把发展摄影艺术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考虑了,这在当时是一大进步。

        黑白影社对社员资格的规定特别指出不论摄影经验深浅,不论资排辈,提倡正直和平等,纠正了华社的关门主义做法,社员发展很快,到抗日战争前夕,社员已遍及上海、北平、南京、广州、天津等大城市以及浙江、江苏、安徽、山东、江西、广东、广西、河北等省,还

有海外侨胞和港澳地区摄影人士参加,共计有社员168人。这是二三十年代最大的一个摄影团体,实际上具有全国性的规模了。我国著名的摄影家沙飞(当时名叫司徒怀)、吴印咸、吴中行、敖恩洪。吴寅伯和画家叶浅予等,都是当时黑白影社的社员。

        黑白影社的组织也比较完备。由全体社员选举产生执行委员会,设委员5人,负责领导全社一切事务。在执行委员会下,设文书、会计、庶务、展览、编辑、研究、旅行、交际8个股。各股正副主任由社员推选。执行委员和正副主任均为职员,任期一年后由年会改选,可连选连任。社章还对各股的具体事务和职责作了明确的规定。

        黑白影社的社员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从职业看几乎是七十二行行行都有,但主要是新闻界、电影界、教育界、法律界、工商界、金融界、宗教界、医务界以及照相行业的从业人员,也有少数国民党军界、政界人物。

        黑白影社很少组织集体活动,有时三、五人外出拍照,也是自由组合。社员的作品,都是影展前送到社里供评选。平时每隔数月,由执行委员会召集社员,借上海江西路四川路口邓脱摩西餐馆聚会一次,进行作品观摩,餐费自理。但执行委员会的常会和社员的年会,虽未能如期召开,却还是尽量坚持的。

        黑白影社,共举办过4次规模较大的“黑白影展”,两次陈传霖、卢施福的联合影展;出版3册《黑白影集》;19367月还创办了《黑白影刊》,原定为季刊,但没有坚持下去。《黑白影集》是第234届黑白影展的作品选集,图文并茂,保存了黑白影社创作的主要成果和理论文章。

        黑白影社的作品,良莠并存。题材比华社的作品更加广泛,除一般的风景、花鸟、静物、肖像、建筑、人体以外,反映劳动人民生活和社会面貌的作品,占有相当的数量,比之光社和华社,和普通人民的生活是更加接近了。如司徒怀的《勤俭》,陈传霖的《疗饥》、穆一龙的《危坐》、《日出而作》、敖恩洪的《荷锄晚归》、胡澜生的《刻字者》、苏锦元的《搜刮》、吴中行的《良伴》等等,描绘劳动人民的生活,寓意深刻,形象动人,刻画了在旧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形象,是对旧社会的揭露和批判,对吃人的旧制度的无声的抗议。另如吴印咸的《难兄难弟》、史震怀的《为谁辛苦》,前者拍摄了一对被罩住嘴巴的毛驴,后者是采蜜的工蜂,借物寓意,劳动者不得食,不自由,可以引起无穷的联想。《黑白影集》第3册的第1幅,是林泽苍的《关山静寂,壮士无颜》,画面是空荡荡静悄悄的长城关隘,在时局紧张,日本军国主义者即将发动妄图灭亡全中国的侵略战争的前夕,发表这样一幅画面,不能不使人触目惊心。

        黑白影社的作品,当然还有如公开宣称的另一面:“我们只求兴趣——我们为兴趣而工作,而努力。”在旧社会里,在阶级对立的二三十年代,人们的兴趣是可以完全不同的,置国家民族命运于不顾,在人民的血汗中寻欢作乐的人,他们的兴趣并不高雅,低俗的作品也有一定的数量。

        但从总的趋势看,黑白影社的作品,正在逐渐接近人民。当黑白影社的社务正在蓬勃发展的时候,日本侵略者的战火烧到了上海,一切活动被迫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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