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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中国照相业的发展

来源:未知       责编:未知       2007-09-14

 进入二十世纪,中国照相业已有了相当的基础。义和团反帝运动爆发后,一些城镇中的照相馆有时也被视为“洋玩艺”而受到冲击,一度陷于停顿。据记载,庚子年间,上海照相馆因时局动乱,营业不佳,致使照相技师纷纷离去。天津各照相馆一度停止营业。同年五月,北京在义和团运动的高潮中,“凡洋货店,照相馆尽付一炬”,“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五月二十日,焚烧屈臣氏西药房暨荣升照相馆同时举火,是日西风大作,延及前门外商号二千余家俱成灰烬。” 一些与洋教、洋行有关的照相业人员也被波及。北京丰泰照相馆创办人任景丰首先受到冲击。同时,义和团“将长巷四条照相馆张子清俱家三口剿办,剿得自行车、话匣子、洋器不少。解送南横街老团。” 内城照相馆的集中地隆福寺也遭火灾。 辛丑条约后,洋商照相馆乘机向中国索取赔款,扩大营业规模,与中国民族照相业展开激烈的竞争。在这种艰难的局面中,中国照相业人员充分发挥自己的经营才干,在战乱后不长的时间内迅速恢复和发展了自己的业务。在以后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国内各大商业城市中的照相馆一度成为饱和状态,超过了当时的社会需要,沿海中小城市也普遍设立照相馆。一些农村乡镇,也有照相馆或流动照相人员。民国初年,《照相新编》的作者杜就田在该书序言中说:“考吾国初得其术,尚属湿版旧法,手术繁杂,能者无几。迨干片法流行以后,法简用繁,籍以营业者日众。今则荒村僻野,时有其人。能者不奇,见者不怪……。” 大致说明了东南沿海地区的照相、发展情况,然而在内地和边远地区,照相业还比较落后,发展是不平衡的。由于各大城市照相业从业人员不断增加,“五四”运动前,照相业职工形成了一支相当大的专业摄影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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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与北京一一北方照相业的中心

 

        十九世纪末,天津照相业中已形成了日商经营的“武斋”和华商经营的“恒昌”的对峙局面。辛丑条约后,经营武斋照相馆的日本商人索得赔款后回国。恒昌照相馆创办人为广东人黄国华,摄影师是宁波人王子铭,兼主持日常店务。其后,由天津盐商王奎章出资,王子铭接管了恒昌,于1904年初更名“鼎昌”,规模扩大,添置了新式布景,在天津一跃居于首位,专为上层社会的仕宦绅商拍摄肖像。1912年王子铭死去,鼎昌由该店学徒出身的王润泉、李耀亭接管,合伙经营,改名“鼎章”。再次扩建照相房,原有盛名经久不衰,营业蒸蒸日上。多年的实践经验,使该店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作程序。当时,其他大照相馆都是采用流水作业,拍照、洗片、晒印、放大各有专人,互不联系,因而照片质量不易保证。“鼎章”多年的作法是:施行专人合作,把拍摄和后期加工看作一个整体,各个环节互相照顾,珠联壁合。不仅保证照片质量精良,同时也能体现出一定的艺术风格。颇受各界人士好评。

        天津工艺学堂创办后,陆续培养了许多本埠的摄影师及辅助人员,促进了天津照相业的繁荣。这时,照相馆的营业范围,除拍摄人物肖像外,还兼售各类名人、时事、戏照等照相图片。为了经常翻新这些图片的内容,摄影师需要走出照相棚,深入社会,进行采访活动。1917年天津发生水灾,鼎章照相馆就及时摄制了一套“水灾图”。这类照片,因反映时事新闻,颇受社会欢迎,于是各照相馆的摄影师也想尽办法,不惜代价,开拓新颖的题材。

        1909年,天津“福升”照相馆为了摄取慈禧太后灵柩移入东陵的现场实况,无意中卷入了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使统治者大为震怒,这就是当时震惊国内的“东陵照相案”。成为清末一大冤狱。事情的经过是这样,190811月,叶赫那拉氏慈禧结束了可耻的一生。翌年九月末,河北普陀峪东陵修峻,准备举行“奉安大典”。因耗资巨大,国内新闻界无不瞩目。天津东马路福升照相馆是天津人尹姓所开,馆主尹绍耕见国内报刊尚无摄影采访能力,便计划把“典礼”经过拍成照片。于是买通直隶总督端方的一个仆役,拉上全部照相器材,和其弟尹沧田一行四人,于大典时,沿途拍照。 十月初一日中午,百官列队,当梓宫快到隆思殿时,尹等又开始拍照。于是“百官咸集,万目共覩,莫不诧异……。” 统治集团出于政治需要,立即派人将摄影师尹绍耕等四人一并拘捕定罪。清政府的这种作法,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革命党在广州出版的《时事画报》为此登出了一幅时事讽刺画,并对这场不白之冤评论说:“清政府提议,前清慈禧后葬棺时,在东陵照清太后之两犯,已定监禁十年,直督之戈什哈刘某,则永远监禁云。接欧美各国君后之相,遍地悬挂,未尝以为亵也,今满政府则拍照一相,监禁十年。专制国,专制于此,足见一斑矣。”

         幅升照相馆留下的照片,现在还能看到北洋军阀时期拍摄的军人肖像,用光、构图非常讲究。服装和饰物的质感也表现得非常好,体现出摄影者高超的技艺水平。

        民国初年,天津的其他一些中小照相馆,如“荣升”、“丽华”、“芙蓉”、“河野’几家以及流动摄影师刘杰三也都有一定的代表性。

        北京是清代的国都,在庚子事变中受到严重的破坏,照相馆几乎无一幸存。后来,北京的经济、文化事业逐渐复恢,照相业也开始复苏。史料中称“北京乱后,业照相者甚多。” 这种现象是和二十世纪初的社会背景分不开的。辛亥革命前的一段时间,民主思想高涨,反清运动不断在南方各省爆发,北京社会环境相对比较稳定,于是大批南方摄影师北上。民国以后,北京一度陷入军阀争夺的混乱状态。各系军政要人你来我往,反而刺激了照相品需要量的增加。这时,京汉、京津铁路已经通车,南北交通便利,南方摄影师多经天津来北京,纷纷开业。

        此时北京的照相馆中,以广东籍摄影师为多。最著名的两家,是广东人温章文开设的“太芳”和谭景堂开设的“同生”。温氏原在山东济南开照相馆,名扬历下 ,并称与“德国名家研究有素”,遂购置了新式照相设备,迁至北京。很快得到了社会上的好评。谭景堂在上海开设同生照相馆,1909年应邀进京摄制光绪、西太后丧事照片,民国以后正式迁至北京,以拍摄名人肖像著称。因此,“屡蒙公府及各部署招往摄影,故历任总统、总长、次长及名人各像无不网罗尽致。”不久又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内设立分号,为游人拍摄纪念像。与此同时,谭景堂还拍摄了许多时事、风光照片,反映北京的民俗风貌,如1915年拍的《北京新开辟之和平门》,记录了北京城市的沿革和变迁。为了发行出售这类照片,谭于1916年又开设了“同生翔镜框画景店”,专门经售自制的照相图片。同生照相馆多方经营,极力摆脱一般室内摄影的局限。

        丰泰照相馆,在清末已开始拍摄活动影片的尝试。同时也拍摄了一些时事照片。并根据自己传统的经营特点,拍摄发行了大量的戏曲照片,以迎合老北京人的口味。民国以后,各照相馆花样不断翻新,丰泰照相馆对此无能为力,日渐衰落。

 北京的照相馆到“五四”运动前,已发展到80余家之多,远远超过社会的需要,由于激烈的商业竞争,一些设备陈旧,经营不善的照相馆遂被淘汰。

 

上海照相业中的“四大天王”

 

        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上海在短短的50年内发展成为繁华的工商业城市,照相业也兴盛起来,居于南方各省之首。由于激烈的竞争,一些较大的照相馆,多在装饰布景上下功夫,力求富丽堂皇,以适应买办阶级及上层社会的需要。1905年出版的《绘图游历上海杂记》中描述:“照相之法,出自西人,传于上海。故照相之处上海为独多。且内地之人亦大半学自上海也……,其店最大者,曰‘耀华’、曰‘宝记’、曰‘致真’等不下十余家。金碧辉煌,楼台如画。客之登楼照相者,春夏秋冬四景皆宜……。” 本世纪初,上海照相业中有“四大天王”之说,指四家最出名者,它们是:“耀华”、“宝记”、“保锠”和“致真”。

        耀华照相馆是摄影师施德之创办。庚子前在上海已有名气,著名摄影师区炎庭曾一度主持该馆摄影业务。庚子以后,分设东西两号。设在“抛球场”的东号由施德之主持拍照,因为慕名而来者很多,他申明每日上午只拍三个小时。西号设在“跑马场”,室内装饰极为华丽,由施德之长女任摄影师。当时照相馆女摄影师在国内还没有,耀华首开此例,并宣扬说:“以女子而为妇人照相,深合男女有别之礼”。施女曾在上海租界内的法国学堂受过教育,多才多艺,当时人们评论说“其技之精,不亚于乃父”。父女二人坐峙东西,竟献技艺,摄影界一时传为美谈。

        施德之通晓化学,对摄影用光很有研究,主张影调有深浅变化,以突出主体的立体形态,突破了一般中国照相师只用平光照明的传统。他的主张和作法,在当时多数中国人中还不习惯,施则登报议论,以求人们能够改变欣赏习惯。“耀华”擅长放大巨幅照片,使人物肖像更能传神,此外,还发行了不少着色的仕女照片,也很受群众欢迎。

       “宝记”照相馆为1888年广东人欧阳石芝创办。他不仅擅长摄影,而且有良好的文化素养,是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的学生。欧阳石芝是向外国人学的摄影技术。初开业时,即为三楼三底,规模已不算小,欧阳善交游,上海文人雅士多喜欢请他拍摄。有时在照好的照片上题上诗句,这种形式,在文人墨客中颇为流行,渐成为一种游戏,以表现封建文人的闲情逸趣。维新运动时,“宝记”经常为维新派人物摄影留念,表现出欧阳石芝对变法改良的支持和同情。变法失败后,欧阳石芝对世道大为失望,闭门杜客。晚年吃斋谈佛,把照相馆传与三子欧阳慧锵,继续经营。欧阳石芝于1932年故于上海。

        四大天王中的另外两家,“保锠”照相馆是摄影师张桂生开设,地址在上海福州路。“致真”初开业在大马路虹庙对面,1906年迁移新址。 这两家也都是早期规模较大的照相馆,在摄影和经营上各有不同的特点。

 早期上海的其他照相馆,据1918年《上海商业名录》 记载共39家。事实上,这里统计的都是华商和洋商所开的较大型的照相馆,不少中小照相馆均未列入。早在二十世纪初,上海照相业从业人员的爱国意识已经表现出来,据文献记载,在1905年掀起的反美爱国运动中,上海照相业人员全部投入进去,和其他行业一道坚持到结束。

 

中国照相业的特点

 

        五四运动前,中国照相业已经具备了较强的技术力量,但由于中国的社会状况,多带有以下的特点:

        一、中国早期照相业在地区分布和技术力量上是不平衡的。东南沿海,华北以及东北等资本主义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照相业发展较快。西北一带和少数民族地区,照相馆仍很罕见。在照相业中,各照相馆的规模,技术条件有很大差异,少数大照相馆设备比较先进,有的甚至采用世界上流行的最新工艺。而有些小照相馆,和流动照相师仍在使用几十年前的陈旧方法。

        二、当时照相价格昂贵,劳动人民多不敢问津,所以照相馆的拍摄对象及主要顾客,多为中上层社会人士,如政府官吏、商人、地主及部分知识分子等。

        辛亥革命前,有些部门招考职员及学生入学考试需交照片。照相馆拍摄证件照片遂成为大宗。如1904年外部考取供事,规定“此次考取之供事,一律照像二纸,合照一份,照于二十日传到时持像前往到堂,当面比较,倘不相符,立即扣除云。” 1909年北京财政学堂招考学生规则第二条规定:“各项考生于入学考试以前,须备本人新映照片一张,交存本学堂,以凭证认。无照相者概不准考。” 以致证件照片需要量骤增。除此以外,各社会公众团体集会,也都需要合影留念。这在当时已成为社会风气。

        照相馆为了扩大宣传,装饰门面,往往不惜代价热衷于拍摄社会名流、名角、甚至名妓。如上海西“耀华”照相馆,1906年起实行“倌入半价” ,目的是将这些照片充做广告悬挂,以招沫顾客。清末一首竹枝词形容说:“明镜中嵌半身像,门前高挂任人观,各家都有当行物,花界名流大老倌。” 反映了封建腐朽的社会习俗对中国照相业的影响。

        三、早期的照相馆,互相竞争,在布景陈设上费尽心思,以迎合市民的心理。以致于拍出的照片,道具堆列,喧宾夺主,削弱了摄影艺术的表现力。中国照相馆出现初期,作品深受中国传统写真画的影响,多使用淡雅素洁的背景,道具至多一花一几。具有中国的气派和民族风格。以后舶来品不断涌入国内市场,照相馆布置也发生变化,有的布景采用中西合璧,“洋式桌椅皮榻,大镜油画四壁生辉” ,有的古装戏照也配上西洋楼阁。富丽堂皇的道具对顾客很有吸引力,所以各照相馆多在这方面巧用心计,以招揽生意。

 四、在摄影内容和表现形式上照相馆的摄影师进行了多方面的尝试。在形式表现上“化装像”、“分身像”已经极为流行。为了寻求广泛的题材,部分摄影师走出摄影棚,一方面拍摄大型纪念合影,一方面采访社会新闻。这些作品,除经常被一些画报刊物采用外,许多照相馆还自行发售时事、风景、肖像等摄影图片。有的编印成纪事照相贴册,为社会留下具有珍贵历史价值的形象资料。这些事实说明,中国的摄影师已开始接触现实生活和社会问题,并承担起新闻图片的拍摄、编辑和出版等工作。由于多种形式和题材的照片大量出现,城市中的“相片摊”和“风景画店”应运而生,扩大了摄影在社会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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