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邮箱:cpanet_org@126.com

您所在的位置:主页>>数字博物馆>>

★第三节--中国早期的职业摄影家

来源:未知       责编:未知       2007-09-14

 摄影术发明初期,因技术条件有限而影响到拍摄题材,多数摄影者只是以拍摄人物肖像为主。中国早期的摄影家大体上分为两种人,一种为知识分子,视摄影为消遣娱乐,但此种人为数不多,也不能专事创作。另一种是由商贾匠艺之人改业从事,主要籍此为谋生手段。这种人在中国早期的职业摄影者中占有很大比例。

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香港的职业摄影师

 

 如前文所述,香港照像业出现最早,因此职业摄影家的阵容也较强。香港博物美术馆1970年曾提供馆藏照片,在香港举办了《百年前之香港》图片展览,并撰文介绍说:“1843年,星加坡已有影室,在以后的二十年间,香港、上海及中国沿海商埠都有影室成立。”到1870年,照相在香港“已代替了绘画,来永远保存人的颜容及纪录地方的外貌”。当时香港的摄影室,由中国摄影家和外国摄影家分别经营或联合经营。英人汤姆森在香港时与中国著名摄影家赖阿芳毗邻,交往甚笃,他们常“互相讨论艺术见解”。

 进入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香港照相业已有很大发展,当时皇后大道两旁的照相馆鳞次栉比,吸引着各国观光的游客。《述报》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18841025报道“瑞甸国之云呢地士炮船游历抵香港。其瑞国王子名阿士加者……于初二日登岸游行,遍览香港风景,采买希奇之物,以为土宜之志,并赴映相馆照留小影,以纪此行焉”。为各国旅游者照相,出售本地风景照片,是当时香港照相馆的经营特色。

 香港早期照相业为我国培养了不少专业人才。当时国内各地不少照相馆的创始人,都是在香港学会摄影技术的。除前章提到的宜昌油画店的周森峰、张老秋、谢芬以外,又如广东南海人梁海初,也是十九世纪去香港谋生的童工,后在香港学会照相技术,回广州开业,创立了“芙蓉镜”照相馆。并且招收梁杰臣等人为徒,这些学徒出师后,就分别前往上海、苏州、无锡等地另创局面。再如著名摄影师梁时泰,他在1876529的《申报》上刊登广告说:“本馆向设香港,已历多年,得西人秘授,尽斯业之精微,巧照石片、牙片、绢片,情景逼真”。

 香港早期照相业摄影师,以拍摄人物肖像为主,兼顾其他,并以“技术娴熟,工艺精美”著称于世。流传下来的作品很多,如18701880年间拍摄的“妇人身穿民族礼服,在照像馆的手绘布景前留影”、“香港两个粤剧演员”、“一位女佣正在帮主妇梳头”、“华东医院委员会成员1873年合影”、“铜锣湾天后庙前的贫民”,以及1891417九龙域大鹏协副将方裕处决劫持南武号轮船的海盗,邀请香港英方官员前往监斩时“港方官员在现场的合影”等照片,展现了当年香港地区的风土人情和一些重大的社会事件。这些作品形式多样,不拘一格,体现了早期香港职业摄影家的艺术素养和审美情趣。

 

广州的职业摄影师

 

 广东省是国内摄影最先发达的地区,广州市的职业摄影师也在国内最早出现。据史料所载,同治年间(1861——1874)摄影师温棣南的“缤纶”照相馆和张老秋的“宜昌”照相馆已在广州城内开业。温棣南将“其术援其兄”,其兄遂往越南另行营业。二十世纪初,“缤纶”成为香港最大的照相馆,据称“是温家自日本归来的华侨”所开。当年中环皇后像落成,举行典礼时即由“缤纶”负责摄影,为了把照片放成巨幅,利用日光曝光三天才完成,轰动整个港九。

 广州“宜昌”照相馆在1872年以前已迁往上海,上面谈到的南海县人梁海初,正是此时在双门底(永汉南路)创立了“芙蓉”照相馆。随后,“黎镛”、“兆南昌”、“容芳”等家照相馆先后在广州城内开业。后来由于竞争激烈,部分照相人员迁往上海,另谋出路。如梁海初的徒弟梁杰臣出师后到上海创建了“丽珠”照相馆。

 广州早期洋行多,材料进口量大。所以本地照相业发展快,但多数照相馆不能久立。广东籍人士均能吃苦耐劳,创业力强,于是纷纷携器材向各地扩散。

 当时上海正处在开发建设时期,由广东至沪水路交通便捷,于是广东摄影师多先去上海。捷足先登者创立基业,后至者已不易置身,则转道过往内地。如上海早期著名的照相馆有“苏三兴”、“宜昌”、“丽珠”、“宝记”、“英昌”、“丽昌”、“同生”、“亚西亚”各家,俱为广东摄影师经营。内地各省情况也大致相同。

 

上海的职业摄影师

 

上海是我国照相业创始早并且发展快的地方。同治初年,王韬客居上海时对照相曾作了记述,并提到早期摄影师罗元祐的情况。光绪二年(1876年)刻印的《沪游杂记》22卷二“照相”一条记载了上海照相馆创立时的情况:“西人以药水玻璃夹入横木匣内,匣面嵌小凹镜对人摄影于玻璃上,取出以沙水冲洗,即见人面。神气部位无不逼肖,夏以药水制就纸片,复于玻璃上,微照日色,则面貌衣痕陈设物件现于纸上,传其颜色,胜似写真。近日华人得其传,购药水品具开设照相楼,延及各省……。”由此可见,上海早期照相业最初大都是操于西人之手,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华人照相馆才纷纷建立,而且开始向外省市流动。

    据史料记载,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上海已有“苏三兴”、“公泰”、“宜昌”和“恒兴”等数家由中国摄影师开设的照相馆。其中“苏三兴”和“公泰”同在三马路,仅一街之隔。“苏三兴”是广东人创立,最初开业于香港,1870年前后迁到上海。《绛芸馆日记》1871年的记事中曾写有某人“须照小照,即偕至三兴照相楼照之”的文字记载。1872年上海《申报》创刊,第二期报纸上就开始登出《三马路三兴照相馆广告招徕》的广告。光绪十年(1884 )刻印的《申江名胜图说》也记述了当时苏三兴照相馆的情况: “沪上照相馆多至数十家,而以三马路之苏三兴为首屈一指。凡柳巷娃,梨园妙选,无不倩其印成小幅贻赠所欢”这段文字说明“苏三兴”照相馆擅长拍摄名片大小的照片,摄影技术也精于各店,经常受到交际界人士的光顾。

 “宜昌”自广州迁沪后,1875年又将店铺翻修,重新开业,地址仍在上海四马路。同时期在四马路又开设了一家尧记“恒兴”照相馆,因为当时放大技术不普及,所以这家照相馆除拍摄照片外还兼营西洋法绘画人物肖像业务,根据小幅照片绘成大幅画像。这种画像法因为有照片作依据,不同于中国旧有的画法,所以依然能收到照片的效果。此时,广东摄影师梁时泰也在上海开过照相馆,但很快就迁往天津去了。

 1885年,上海张园对外开放,园内设有网球场等设施,同时还开设了照相室,把摄影作为游乐消遣的内容。到十九世纪末,上海照相业已有一支技术力量相当强的队伍。

 

天津梁时泰及其作品

 

 十九世纪末,天津照相业发展迅速,在中国北方城市照相业中具有代表性。第二次鸦片战争,天津被迫开为商埠后,租界洋行不断扩大,商业结构开始改变,大批照相器材源源输入。广东、宁波等地照相人员也随之流入。光绪初年,广东摄影师梁时泰由上海来天津开业当时除梁氏所开的“梁时泰”照相馆外,还有广东人黄氏所开的“恒昌”照相馆,德国人来兴克所开的照相馆等。

 光绪十一年(1885)醇亲王奕譞受命总理海军事务,于是年四月赴天津巡阅海防。为了加强宣传,大造声势,特召梁时泰和德人来兴克进行拍照。梁时泰从业多年,技法熟练,且深知封建官僚的口味。经过数日操劳,从不同角度拍摄了北洋舰队的官兵,建制、规模等情况的照片。这些照片于次年由醇亲王进呈皇帝。这样,使照相馆拍摄的照片首次进入宫廷。梁时泰的作品得到了醇亲王的赞赏。巡阅结束时,奕譞嘱人赏银四百两,以示嘉奖。光绪十二年(1886)梁时泰为奕譞拍摄了立像一幅,身旁有一鹿相伴。照片盖有“皇七子和硕醇亲王渤澥乘风”和“东朝御赐思合符契”二方印鉴。这种装饰形式同中国古代的“行乐图”有异曲同工之妙同年,清迁下令绘制“四案图”用以表彰为维护清朝统治而丧命的“功臣”,奕 提议绘画时应以“照相为准”。光绪十五年(1889)梁时泰再次为醇亲王拍摄“五十岁照相”,该片也用了中国传统书画的装饰形式,上 题“赏戴头品顶戴花翎载涛三岁”下 题“光绪十五年清和五粤东梁时泰照”,中上方为“醇亲王五十岁照相”。画面中奕譞便服而坐,载涛旁立,饰以花瓶,书籍,盖碗。值得注意的是,摄影师能在王公大臣的照片上提 留名,说明摄影师的地位有所提高。

 

北京照相业的创始人任景丰和杨远山

 

 北京第一家照相馆“丰泰”开业于光绪十八年(1892)。创办者为辽宁法库县人任景丰,其家世为法库荐绅,富甲一乡。清末肃王耆善赴辽“曾主其家”,任景丰“愤志上多趋学仕两途,乃锐意经营实业。所手创者,中药则有保和堂,庆馀堂。西药则有老德记,中西大药房。摄影事业,则有丰泰照相馆……。晚年,竭其毕生心血于东安市场,卒以八十二岁休龄,今距其死,亦仅十余年也。”任景丰在同治光绪年间,自费出游日本考察实业。时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资本主义商业和文化也在逐步形成。他从日本的实例中预料到摄影事业在中国发展的可观前景。于是回国后,首先在北京这样一个还没有照相馆,封建势力极强的都城开创此业。
   “丰泰”创业初期,中国正值甲午战争前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潮流,照片已受欢迎。正如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指出。“照相片”在中国已存“家置户有,人多好之”的趋势。照相馆在北京一出现,很快受到市民的欢迎。很多人见到照相业有利可图,于是纷纷开办照相馆。清末,北京琉璃厂土地祠一带成为照相业聚集的地区。

    丰泰照相馆规模较大,职工达十多人,曾先后聘用摄影技师刘仲伦、徐子和等人。在拍摄方面作了很多尝试,以拍戏照,合影著名于京城。并出售照相片。现在看到的“丰泰”早期作品有1894年拍的清末名伶“田际云、朱素云、路三宝合影”,1905年摄谭鑫培和杨小楼合演“定军山”戏照等。此外,任景丰还兼营照相器材。

十九世纪末,北京杨远山开设了“鸿记”照相馆。史料中记载:“杨远山者,鸿记照相馆主人也。人极倜傥,广交游,庚子以前,上至公卿,下至胥书,无不识之,文士亦多与之善,当时有‘二杨’之目,即与杨豫甫(立山)尚书并称,言其无人不知。”“其筵客处日鸿雪草堂。今庙内外照相馆,不下十数家,皆其弟子徒孙也。”杨远山一派雅士风度,广交名流。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封建文人的闲情逸趣。他拍摄的“狎客群居”是赵尔丰,宝杰等人的化装像,反映了封建官僚玩世不恭的放荡思想。杨远山在创作态度上,也以“玩票”为主,带有极大的局限性。现在看到的作品,有1898年所拍摄朱素云、王瑶卿等三人《反串溪篁庄》剧照等。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这段时间,还有不少摄影师在各城市活动。如同治末年,广东人童月江到重庆开设了一家照相馆,使用的是老式四吋镜箱,银版法。在武汉,1872年有位广东人开设了荣华照相馆及江苏人开设的鸿图阁照相馆,1881年武昌的黄鹤楼前设显真楼照相馆。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日本人木村夫妇来到福州,开设了卢山轩照相馆,招收了陈岳甫、张叔和等十余位中国学徒。

蒋丹(1877一约1916)于二十世纪初在云南昆明开设了水月轩照相馆。

薛桐轩(18721948)在热河流动摄影,后开设了萃芳照相馆。

此外尚有广东刘晋三、谢智卿和天津画师张和庵等业余摄影师在一些城市中活动。

    十九世纪中国的职业摄影师,是在封建文化和帝国主义文化的夹缝中活动的,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无不受到这一特定历史环境的影响。

 在作品的内容上,除了日常营业中为各阶层人士拍照肖像外,妓女、名花和一切能迎合市民口味的题材都成了照相馆获取利润的手段,然而由于封建迷信思想的作祟和人民的贫困,许多人对照相馆敬而远之。据说,武汉照相业出现后,很多人在观望,不敢拍照,后来湖广总督张之洞路过美华照相馆,一时兴起,进入馆内拍了一张半身像。店主翁耀卿征得张之洞的准许后,将照片在门口悬挂陈列。这才打消了当地人的迷信恐惧心理。

 在技术和设备上,中国早期的摄影师先后使用过银版法、卡罗法、安布罗法、锡版法和湿版法等多种方法。有些流动摄影师,生活尚无保障,因而很难革新技术,在干版法流行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使用陈旧的技术设备,依然带着摄影术发明初期的痕迹。早期拍摄人像,由于感光速度慢,常使用一种金属叉来支撑被拍摄者的头部,以防其晃动。这一时期使用的多为大型镜箱,这从1884年《申工名胜图说》、同年《点石斋画报》第一期的《奇形毕露》图和1887年该画报136号的《波臣留影》图中,都可以看到具体的形象佐证。

 使用的材料,此时全部依赖进口。外商为了攫取巨利,扩大销售市场,在中国各大城市纷纷设置销售机构。1884年英国“第赛尔干片”的广告,就画有发往亚洲中国字样的包装箱,可见销量之大。虽然当时国内摄影刊物上也介绍制造相纸的方法,但由于中国工业极其落后生产相纸根本无法实现。而进口货以其价廉而充斥市场。如《色相留真》中说:“照像者常喜自造多种材料,殊不知自造之料,难比专家者物精而价廉,如蛋白纸原可购现成之极好者”。1893年的《格致汇编》载:“近来照像一事于上海大有兴盛之致,华人西人以此为业者固不乏,而以此取乐者尤属多。多年复增盛,故办售照相器具药料亦成一大生意”。其实不仅上海如此,中外销售商还把大批照相器材运到我国内地甚至边远地区,如新疆的乌鲁木齐在清末即有了经销照相材料的商店。国内大量照相器材的销售,客观上为我国早期摄影师的活动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刺激了职业摄影队伍的发展。

 

相关文章

头条more

重点资讯more

会员动态more

要闻more

会员作品赏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