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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早期在中国活动的外国摄影家

来源:未知       责编:未知       2007-09-14

 摄影术在欧洲比较广泛地应用后,许多职业摄影家利用它特有的纪实性,积极地寻找创作上的新大陆。由于长期的闭关自守使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在西方人的想象中充满着神秘色彩。十三世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写的游记,描述了中国太平盛世神话般的景象,在世界上被称为“第一奇书”,使得西方人对中国产生了极强烈的好奇心,可惜文字终究难以传达具体的感性形象,摄影术发明后,西方一些摄影家不约而同地对中国——摄影创作上的新大陆,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如前章所述,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1844年,乘坐西来纳(Syrene)号战舰来华的法国人中就有人携带照相器材。法国的海关官员埃及尔不仅给耆英拍摄了肖像,还在澳门和广州附近拍摄了一些风景照片。近年来一位美国照片收藏者在香港发现的“一张湿片法碘化银负片洗印的九平方英吋氯化银相纸照片,很可能是英国孟加拉军团的外科医生约翰·麦克希于1851年(在中国)拍摄的”。

 1853年至1854年,美国派往华南的佩里远征队里的正式摄影师,年轻的伊利法特·布朗,也是早期在中国拍过照片的人,他拍的照片曾被选入《远征中国海和日本的叙述》报告中。但是,1860年以前,外国摄影师在中国的活动范围仍受到限制。而且由于技术条件,他们的拍摄题材仅限于静态的人像和古代建筑。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摄影者终于获得了到中国境内任意旅行摄影的特权。美国发表的一份资料中写道:“在1860年后,西方的摄影者才获准能稍微自由一些地在这个古国的土地上旅行,而在此以前他们是受到禁止的。他们的头一张照片通常是在香港或是通商口岸上海、广州和宁波等地拍摄的,这些地区是为外国人开放的居住区和贸易区。”这说明在帝国主义的侵略炮火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后,各种身份的西方摄影者都争先恐后地来我国到处旅游、摄影。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来华的外国摄影家中,埃及尔、比特、汤姆森、米勒等人的作品颇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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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勒·埃及尔

 

于勒·埃及尔(Jules Itier),是至今所知最早来中国拍摄照片的外国人。1844年,他以法国海关总检察官的身份来华。

据巴黎国立图书馆提供的一份材料介绍,埃及尔当时是作为和中国进行“贸易谈判”的代表,与财政部长等官员于184312月由法国布雷斯特港登船,乘坐西来纳号战舰,于184410月抵达澳门。然后又换乘阿基米德号船到黄埔港。在中国期间,他“参加中法贸易协定的签字,用达盖尔银版法摄下了两个国家的代表:拉萼尼和中国总督耆英……拍下了码头和城市的实况,拍摄了潘仕成的肖像及其家庭的照片”。

埃及尔于18456月回到法国。在1848年出版的《中国旅行报》上,刊登了有关澳门情况的照片复制品。

埃及尔在中国拍摄的这批银版照片和他本人亲手写的文字说明,至今仍保存在法国摄影博物馆里。以其珍贵的史料价值受到人们的珍视和收藏。虽然埃及尔在中国的摄影活动是短暂的,活动的范围也不大,但毕竟是第一个把摄影带到中国来的人。

 

费利斯·比特

 

 费利斯·比特(Felice A·Beato),出生于意大利的威尼斯市。作为战地摄影记者参加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地摄影工作,在中国北方拍摄了大量的照片,这些照片至今仍经常被各国采用。因此,比特被誉为“军事报道摄影的先驱者之一”。

 在来中国采访之前,比特曾和另一位欧洲战地摄影师詹姆斯·罗博顿(James Robertson)采访过1853年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随后,他又徒步旅行继续向东到印度和阿富汗进行摄影创作。有比较丰富的拍摄战争场面的经验。

 据国外的资料介绍,“当欧洲士兵由于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之后(指1840年发生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拒绝加强通商的条约而对中国人进行残忍报复的时候,一位徒步旅行的幸运的摄影师费利斯·比特正好在场”,“……他跟随向北京进军的英法远征军,拍摄了象堡垒一般的皇城和沿途堆积尸体的一些令人难忘的凄惨照片,担任防守任务阵亡的中国士兵,趴在一个要塞城堡上,旁边摆着他们原始的土炮和弓弩”。

 比特在中国活动的时间只有一年光景。但留下了很多有历史价值的作品。如直接表现残酷战争现场的《失陷的大沽炮台》(18608月摄),报道英法联军侵华活动的《联军占领下的广州镇海楼》(18604月摄)、《北京联军驻地》(186010月摄),和表现中国城廓和古建筑的照片《北京城墙的东北角》、《安定门附近的雍和宫》等。

 

弥尔顿·米勒

 

 弥尔顿·米勒(Milton Miller),是美国摄影师。1861年来华,主要在广州、上海等通商口岸活动。他的作品以表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为主,拍摄技巧比较成熟。作品大多完成于1861年到1864年之间。如《中国商人之家》、《上海少女像》、《和尚和道士》、《广州的盲艺人》、《清朝官员和内眷》、《巡视途中的广州官员》等。

 米勒在中国只记录了一些城市中的生活现象,缺乏对中国社会更深入的感受和体会。因此,这些作品内容仍限于西方人“猎奇”的范围。

 

约翰·汤姆森

 

 约翰·汤姆森(John Thomson 1837——1921),出生于英国爱丁堡。在当地大学就读化学专业。25岁时到东方旅行开始摄影创作。几十年后,被人们称为卓越的“街头摄影家”。

 1862年,汤姆森开始了亚洲之行,在马六甲海峡、印度、柬埔寨、泰国和中国等地拍摄照片。在中国期间,曾由三个香港人协助他的工作。1866年曾返回英国,展出了他在亚洲拍摄的摄影作品。

1869年汤姆森再次来中国,在香港皇后大道开设了一间摄影室,拍摄人像和出售香港风景照片。随后,他深入中国内地和台湾,行程五千多英里与中国社会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当时他使用的是湿版法,需要携带大批器材,因此雇用了八个背负笨重照相器材的“苦役”。从香港启程,经过广州、台湾、汕头、厦门、福州、上海、宁波、南京等地,然后沿长江溯流而上,直到贵州。以后又北上,到达天津和北京,游览了南口和长城等名胜古迹。他此行的目的是想把中华古国的奇伟景象及人民生活、地方物产、风土人情通过他的镜头做忠实的纪录,然后介绍给各国人民。为了拍摄这些照片,他克服了种种由于语言、思想等各方面的隔阂和障碍。他用切身体会说道:“我在中国的感受是:中国人相当诚恳、好客。我相信任何一个能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及能使对方理解的外国人,都会在这块土地上遇到类似的事情”。可以看出,汤姆森对中国人民的态度是友善的,这种思想感情也表现在他的许多作品中。

 1873年,他的大型报道中国的摄影集《中国和中国人》在英国出版,其中发表了他在中国拍摄的二百幅照片,洋洋四卷,蔚为大观。

 汤姆森在“前言”,中说:这部影集既有照片,又有详细的文字说明,而每幅照片的说明都是在拍摄过程中访问记录下来的。因此,这部影集图文并茂。为了准确表现生活的本来面貌,他在调查研究上下了不少功夫。例如《广东旧工厂场址》这幅照片,由于运用光线角度合宜,洋楼与四周破烂的草屋形成了强烈对比。他给照片加了如下的说明:“这张照片里的房屋是帝国主义侵略的象征。此地是1684年在珠江边上租给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小块地方,当时政府允许东印度公司在这里建立一个工厂。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18561215中国人烧毁了这里的房屋,1229日英法联军占领了广州,并一直占到1861年。现在照片里看到的建筑是烧毁后重建的,成为美国的租借地,房主是罗索和史密斯·阿契尔先生,这是最先住在中国的两个美国人。”从这段详实的介绍可以看出作者严谨的创作态度。《金陵制造局》照片是汤姆森在中国旅行中完成的著名作品之一。作者通过这幅照片向西方读者介绍了清政府兴办“洋务”的具体情形。在说明中介绍了这个兵工厂的历史、地理、人事和生产规模以及洋务派首领李鸿章在创办这个工厂中所起的作用。这就增强了照片的吸引力和说服力,使作品不仅具有纪实性,还富有知识性。

 在汤姆森这本影集中,有关风景古迹和社会风俗的照片占有很大比重。在题材选择上,力求全面地反映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这也是汤姆森创作个性在作品上突出的体现。影集中既有表现中国锦绣河山、城市风光的作品,也拍摄了人民从事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的情景,既有广州洋行买办藩仕成奢华的私人园林,也有处在社会最低层的劳苦人的生活状况。这些照片所表现的人物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如辛酉政变后的恭亲王,贵族妇女,集市上待雇的城市贫民,鸦片吸食者,瘦弱的更夫,戴木枷的囚犯,以及剃头、修脚、拉洋片等手艺人,无不成为拍摄对象。

 拍摄街头小景,是作者的特长。如《广州闹市一角》和《九江街头小景》的构图处理、人物造型及气氛渲染上都颇为出色,前者利用占据画面优势的垂直线条,很好地表现了广州市内商业区林立的店铺,各种牌匾幌子密集交错的繁荣景象;后者,选取了街头有代表性的四种商贩,通过巧妙的构图及光线运用,展现出一幅具有中国特色,趣味横生的风俗画卷。

 综观约翰·汤姆森的全部作品,可以看出他的亚洲之行和在中国的摄影活动,深深地影响了他的艺术风格和创作道路。促使他把镜头更多地对准处在社会底层的人民,表现劳苦大众的生活实态。因而他的作品,受到了各国人民的喜爱和赞赏。

在中国期间,汤姆森曾在上海的“亚洲学会”展览过他的幻灯片,并且在中国出版了《北江风光》和《闽江风光》两部摄影集,对扩大摄影在中国的影响起到了一定作用。

 早期来华外国摄影家的作品,纪录了当时中国不同侧面的社会风貌。尤其在1860年以后,由于外国摄影师获得了在中国到处旅行的特权,有一些人就着眼于表现中国的社会风貌,以及各阶层、各地区不同社会成员的生活状况。这些照片发表后为世界人民了解中国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除上面介绍的几人外,二十世纪前,曾在中国拍摄过照片的外国人为数不少,所留下的照片也极为丰富。如法国人托马斯·甲尔德,曾拍摄了不少北京名胜古迹及城市建筑的照片,保留下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间的北京城市状况的形象资料。W·桑德斯和F·菲勒斯,在上海拍摄了《上海的流动食品摊贩》和《京剧表演》等作品(1870年摄)。著名的欧洲职业摄影家F·斯科莫克于18621888年在中国福建地区拍摄了大量照片。俄国摄影师进入我国东北、西北、西南地区“探险摄影”的时间也很早,据记载:“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勃尔恩已将他在远东等地拍摄的370幅照片编成五本影集。其中黑龙江地区的照片占据了一本之多”;“七十年代末,远东的摄影师B·拉宁,拍摄了一套黑龙江风景影集,共有一百五十四张照片”;“拉宁曾跟着南乌苏里江探险队拍摄了亚库梯人,朝鲜人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情景。”1883年“普尔日瓦尔斯基去西藏作第四次探险时,才携带了一部轻便的摄影机”,他和他的助手B·罗波夫斯基拍的照片曾作为著作插图而发表。18741875年阿·爱·鲍杨斯基曾深入我国西北、华北及北京等地区,拍摄了“俄国科学——商业考察队在中国”活动的大量照片,仅公开发表的就有130多幅。

 十九世纪以各种身份来中国的欧美摄影师,不论是来经商的业余摄影者,还是来旅行的摄影家,或是战地报道摄影记者,他们和中国人民的广泛接触在客观上起了介绍摄影知识,输入新工艺和传播摄影技术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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