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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迈可亲历的中国抗战(1937—1945)

来源:中国摄影家       责编:阳丽君 林迈可       2015-01-06



编者:林迈可(1909-1994)也许并不为普遍的公众所认知,但他本着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在中国抗战史上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早在燕京大学做经济学教授的时候,他就常常利用周末休假,自己开摩托车或开着校长司徒雷登的车,以到北京郊区旅游为名把急需的药品、手术器材、技术书籍等重要物资偷偷地运送给八路军。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林迈可携妻子李效黎奔赴北京西山,投奔了同样秘密帮助中国共产党抗日的法国医生贝熙业。随后,林迈可一家,辗转抵达晋察冀边区和延安,奋不顾身地同中国军民一起投入了抗日战争。林迈可在晋察冀边区受聘为无线电技术指导顾问,和中国同事一起成功地将旧电子零件改装成无线电收发报机,在延安建议设立发射台和定向天线,并向世界“发出声音”,他亲自参与了英文新闻稿的编辑工作。林迈可在中国期间拍摄了大量的照片,虽然他不是专业摄影师,但这些照片从拍摄到制作都很专业。2014年12月5日~12月18日在上海图书馆展出的“再见,延安!英国学者林迈可亲历的中国抗战(1937-1945)”展览并不刻意强调摄影师的风格或从摄影作品自身能读出什么深层含义,也不仅仅停留在画面上的沧桑感和历史感,而是希望在纪念为中国抗日战争做出杰出贡献的国际友人的同时,能够更全面地呈现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真相。作为与白求恩同船来中国的国际友人,林迈可深爱着中国,一直在帮助共产党,对共产党做得不好的地方也会直率地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在中国抗战史上,他的贡献可以与白求恩媲美。

阳丽君(以下简称阳):石老师,听说您在今年12月要做一个关于林迈可的展览,能不能简要地向读者介绍一下他?

 

石志民(以下简称石):林迈可出生于英国的一个世代书香门第,1931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1937年,受北平燕京大学聘请,他成为最早把牛津大学导师制引入中国高等教育的实践者之一。1937年12月,林迈可绕道美国,从加拿大温哥华乘船来到中国。与他同船来中国的还有著名国际主义战士诺尔曼·白求恩。林迈可同情中国的反法西斯战争,曾在沦陷后的北平秘密帮助共产党地下党运送物资。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后,他携夫人逃离北平,在八路军的帮助下,进入晋察冀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林迈可一家先后在晋察冀和延安工作和生活,与中国抗日军民同甘苦、共患难。他培养了中国共产党敌后根据地第一批无线电技术骨干和英文对外广播人员,主持建立了根据地之间的无线通讯网络,并协助建立起中共第一个国际传播通讯设备,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英文对外广播。中国抗战胜利后,林迈可夫妇于1945年11月取道重庆返回英国。从1950到1970年代,林迈可作为远东和中国问题专家活跃在英美学术界。#p#副标题#e#

阳:他是英国人,自有他的便利之处。

 

石:当时美国还未对日宣战,燕京大学是美国人的一个势力范围,而林迈可是燕京大学的教授,所以日本人对他保持着一定的容忍度。但是林迈可所购买的东西,如药品和通讯器材零件等都是禁运品,他也常常受到日本特务和日本宪兵的跟踪和监视。如果他被日本人抓住帮助抗日游击队的把柄,仍然有生命危险。林迈可常常利用周末休假,自己开摩托车或开着校长司徒雷登的车,以到北京郊区旅游为名偷偷地把这些东西运到妙峰山等秘密接头地点,在那里把东西交给八路军。这种行为的危险性,远远超过了被送进集中营。

 

林迈可的夫人李效黎,当时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李效黎写了一本书回忆了她与林迈可的第一次深入接触。这本由香港文艺书屋出版的书叫《别了,延安》,书中写道,“有天晚上,林先生来电话,说他急着需要我帮忙。几分钟以后我到了他的书房。他让我进去,反身立刻把门锁上了。这一下我倒有点吃惊。不过很快我就知道为什么,他怕日本密探闯进来,我看到书房地板上堆满了一盒盒和一瓶瓶药物。他要我把商行的标头撕掉,再用中文写上药物名称。他的表情很严肃,我只好一声不响地帮他做。最后,9点30分左右,把所有的药物装入硬皮纸盒。他把纸盒搬进柜子里,我们这才松了一口气。他说他会尽快把这些药物专人送出去。我们坐下来,我等他开口说话。”

 

林迈可和李效黎冒着生命危险做这件事的时候,非常惊险,又特别浪漫。他们都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们却对中国抗战做出了无私的贡献。他们也经常收听英文电台,了解国际形势。1941年底的时候,他突然收不到英文电台了,后来从上海一个德国电台里听到珍珠港事件爆发。林迈可马上意识到情况不好,立刻问厨师,燕京大学校园有没有被日本人包围。当他听说没有。立即带上李效黎逃跑。他们离家后十多分钟,日本宪兵队派人抄了他们的家。日本人对没有抓住他十分懊恼。燕京大学的许多外国人也被弄到集中营里。林迈可历尽千辛万苦,找到八路军,跑到晋察冀去了。虽然他是一个经济学教授,但他对无线电比较懂,他就在那利用以前他们买的和后来从日本人那缴获的零件,帮着八路军建立了通讯站,和延安建立了联系,他自个儿做的电台比日本人的电台功率还大,他在那办了个通讯学习班,一直到1944年他到延安去。到延安他一边建立电台,一边代表共产党这方跟美军观察组打交道,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在延安他装了一台功率大的电台。延安第一次播发英文稿件到旧金山,就是他造的电台,第一次把延安的消息直接送到境外。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建台的时间实际上就是这个英文广播发出去的时间。

 

新中国成立以后,解放军的通讯兵司令员,就是他当年的学生,而且他跟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朱德、聂荣臻、吕正操都非常熟悉。他在中国抗日战争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1945年以后他离开中国回国了。

阳:这个展览,主要是摄影展,还是林迈可的个人纪念展或文献展?

 

石:此次展览以林迈可家庭保存的原始照片为主,辅以其他历史档案资料,在纪念为中国抗日战争做出杰出贡献的国际友人的同时,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展示中国人民的抗战历史。林迈可是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一员,对他为中国抗日战争所作的贡献,我们应该有一份敬意,有一份尊重。同时,林迈可亲身经历了中国抗战,我们希望通过他的眼睛看到一个中国抗战的历史全貌。所以这个展览将最大限度地保留图片和其他史料的原始色彩和状态。保留图像及资料的真实性和历史感,是展览呈现中的重要要素。

阳:因为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您要为林迈可做这样一个展览?

 

石:吕彤邻教授与上海交通大学进行一个合作,搞了一个“国际视野下的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研究”的项目。当吕彤邻教授邀请我做一个相应的摄影展览的时候,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我就欣然答应了。

 

阳:您在做这个事情过程中碰到过什么困难吗?还是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

 

石:在策划这个展览的过程中,受到了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和上海图书馆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受到了林迈可家人,林迈可的外孙女苏珊·劳伦斯(Susan Lawrence)的大力支持。多年以来,苏珊在收集整理林迈可夫妇资料的过程中花费了极大的心血。这次将她多年保存的资料全部拿出来,供我们挑选和扫描。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的展览就不会进展得这么顺利。在策展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我们希望能够多视角、全方位地展现这一段历史,但在国内寻找相关资料就比较困难。一个文献收藏机构是否优秀,不仅在于它的文献收藏的数量和质量,还在于它的文献使用量和利用率。文献收藏机构如果缺乏公共服务和资源共享的观念,就会落后于人,就会成为一个国家“软实力”中的软肋。#p#副标题#e#

 

阳:在做这个展览之前,您对林迈可了解吗?还是在这之后对林迈可有一个更新或者更全面的了解?

 

石:最近网上出现了一个比较时髦的词叫“正面战场”。正面战场说将抗日战争的胜利归功于国民党军队;共产党军队实际上是在保存实力、游而不击。带着这种疑问我读了一些史料,包括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人写的。如史迪威、谢伟思及延安美军观察组等等一些资料。林迈可我以前知道他,但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个展览,刚开始的题目比较大,牵扯人比较多,后来在收集资料过程中,看到林迈可的东西,我发现他的东西非常精彩,我就改变了过去的策展方案,通过一个人的视角,一个人的经历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史。想一个一个做,做得比较扎实一点。第一个选择的展览就是林迈可,我想以后可能还会做其他的人。我们策展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策展的过程令我对林迈可有了更深的了解,产生了发自内心的敬意。

 

阳:您刚刚给我展示了一部分林迈可的资料和摄影作品,您怎样评价他的这些摄影作品,或者您觉得他的摄影作品有哪些价值和意义?

 

石:林迈可的作品平实而坦诚。他镜头中的白求恩,不仅是一位在艰苦环境中治病救人的医生,更是一个平易近人的朋友。白求恩接林迈可到医院途中的照片,更像是一幅充满未来感的,远离战争硝烟的田园风景画。但这不是一个为了摄影而摄影的作品展,也就是说,这个展览不刻意强调摄影师的风格或从摄影作品自身能读出什么深层含义。不强调并不因为这个展览照片的主要拍摄者是一个业余摄影爱好者——尽管他的很多作品从拍摄到制作都很专业,而是希望照片给观众带来不仅仅停留在画面上的沧桑感和历史感。他的镜头里有燕京未名湖畔的浪漫,故宫的苍凉,野三坡的逃亡,晋察冀的硝烟,延安之路的泥泞。这些画面只有被放回到它们产生的那个特定时期才能体现它们的价值和意义。这里边包括很多史料的收集和选择,譬如当年他所保存的那些文献,比如在几乎透明的草纸上两面打印的手稿,晋察冀边区政府颁发的专家任命书,任命书包括朱德签署的,还有聂荣臻签署的等等。我们认为,做历史影像的展览和当代摄影展最大的区别是,后者往往在意个体价值的呈现。历史影像的展览,则是要努力使观众走进摄影者对那个特定历史时刻的回应里面。林迈可的照片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提供给我们重构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线索和他作为其中一分子的回应。

 

这个展览我们会用很多照片。这些照片绝大部分是林迈可拍摄的,很少一部分是其他人拍摄的,其中有一些照片可能是《晋察冀画报》作为资料送给他的。但这些照片都是林迈可夫妇精心保存的。我们原来希望,一方面通过图片,一方面通过史料和实物,譬如说以前他用过的相机或者电台来展示。因为这些实物很宝贵,他的家人怕这些东西不慎造成丢失,包括周恩来签字的照片,毛泽东亲笔写的信封等等,这个作为史料来讲是非常珍贵的,所以他的家人不希望这些东西造成任何损失。

阳:可以展出复制品吗?

 

石:会展示复制品,这也是国际上博物馆展示通行的做法之一。我们会尽量还原原物的颜色、材质、质感等。

 

阳:没来采访您之前我以为是一个摄影展,听您这么一说,这不仅是摄影展,其实相当于是个文献资料展。

 

石:这些摄影作品本身就是文献资料,整理这些作品的工作量就很大。加上其他史料,整体的工作来讲量很大。我们的责任就是尽可能把它做得好一点。林迈可为中国革命做了非常大的贡献。他在中国朋友很多,但他反而不像别的人一样,在中国成为一个特别出名的外国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他不仅仅是帮助共产党,要是他认为共产党做得不够好、不十分对的地方,他也会直率地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譬如,他就批评过延安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反对过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阳:因此没有大肆宣传他?

 

石:我不敢肯定是否还有其他因素,但这或许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李效黎在写自传的时候,说得非常简单,说我们当时支持八路军的军队,不是因为他们是共产党,而是因为他们抗日。如果国民党抗日我也会支持他,我们会支持任何抗日的军队。说得非常实在、非常简单。作为林迈可来讲,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英国人,不是说你想听什么我就讲什么,他会发自内心地给你提出建议或者批评,这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认知。但这种认知无法磨灭他对中国的感情,对中国的爱。这一点也是他伟大之处,值得尊敬之处。也是我们不应回避的史实。#p#副标题#e#

 

阳:您刚说的这一点确实是,像跟林迈可一起来中国的白求恩名气就比他要大很多。

 

石:他们乘一条船抵达中国,他们是很好的朋友。他的贡献绝对可以与白求恩媲美。

 

阳:您做的这个工作,相当于把林迈可从历史的烟尘之中给发掘出来,有这个意义在里面吗?

 

石:其实算不上是我们的发掘,中国出过他的书也不少,中国广播史上可能也对他有只言片语的介绍,但是总体来讲大家对他的认知度不够。我们希望通过对林迈可的个案研究,建立一个中国抗战历史研究的传播平台。当然,照片是其中很重要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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